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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藩多维文艺思想的身份内抗 　　摘 要：后结构主义文艺将身份理论引入文学文本的意义探寻，从而开拓了文艺研究尤其是以作者为基点的文艺研究的新境界。具体到探寻兼具欧陆海归、文化精英的张道藩，与作为民国政府之文化官员、身体力行国民党之三民主义文艺路线的张道藩，其社会身份与其相应的文艺思想在个体成长的时间之轴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探析这些差异背后的身份内抗，似乎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作者的社会身份在文艺活动中的呈现、建构和演化规律，也有助于在宏观和微观的对接中，启示文艺创作者如何方向性地调适自身的社会身份以更好地适应社会本身的变迁。 　　关键词：三民主义文艺思想；身份内抗；民族国家 　　身份理论，是联系个体的社会化成长、社会关系变迁，剖析人的社会心理及其支配下的社会行为动因的诠释手段。在秉持身份理论的文艺研究视域中，作者从来不是以“作者”单一身份在从事文艺活动，而人的社会性，也决定了任何作者都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整体。 　　从个体层面来看，身份乃是个体自我意识觉醒的结果；而自我意识的核心，则是社会个体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理性的全面觉醒。进而言之，则是个体在自我理性的觉醒过程中，逐渐走向自觉的独立，并在自觉中进一步去唤醒那些一度被遮蔽的“人”的理性和理性指导下的自己作为人的权利。不过，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这一实现本身并无明确的时间起点，也无可预言的终点，所以过程本身必然是开放、持续甚至可能是曲折反复的。本于这一点，我们也就可以说，是否在整体上（未必是在每一篇具体的作品中）灌注了创作者对个体理性和基于理性觉醒的作为人的普遍权利的关注，也就理所应当地成为考量作者身份觉醒的重要标准。 　　从个体与权力的关系上来看，诸多身份理论都试图围绕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厘清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落到文化和文学视域，这也就转换成个体、群体或团体如何通过建构一个恰当的“自己”以获取和实现文化和文学的权利和权力问题。也正是基于此，以政党政治为主的现代社会也就必然涉及政党如何通过确立自己的“身份”，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文化主张，并在实现这一主张的过程中不危害基于个体理性的基本权利。 　　从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上考察，以“认同”为关键词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和发展，一直是现代知识分子自我身份确认的重要问题域。在西方视域下，民族国家的建构和发展在历史的事件性演进上与启蒙背景下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息息相关。也正是导源于此，知识分子身份理论视野下的民族国家通常被分为两种类型――以宪法认同为核心、以民族文化认同为核心。前者具有显然的主观性，后者具有相对的客观性；前者需不断强化宪法权威，后者则需不断输入民族文化、民族团结。所以，相对而言，后者也就更具文化或文学意蕴。这也就意味着，也是这样的民族国家，在其文化人个体身份的生成、发展过程中，就更要在文化层面上张扬“认同”，并以此作为个体与国家关系的基本轮廓。 　　这几个层面对接到张道藩，也就表现为作为特定时代的文化精英、政党要员、政府高官等多重身份及其内在关系。这些关系，及表现在他作为社会个体的各种日常行为中，也表现在他作为特定时代的文艺活动者、组织者的领域性行为中。 　　人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基本事实，决定了人在社会身份上不可避免的多元、多维性。由于不同的“元”与“维”均有自己的运行逻辑，所以多元、多维的身份在纵与横上也都难免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否定――在身份理论上，这就是身份断裂。文艺、文化与政党、政治在逻辑展开上的巨大差异，内在决定了身跨其间的个体有身份断裂的危险。透过个人文艺思想的内在矛盾，我们似乎能窥见这一危险在张道藩身上的某些表现。 　　留学英、法期间学习美术和文学的经历，加上回国后又以其文艺家的气质和素养致力于文教和党政方面的工作，使张道藩在先后担任的党政工作中，不仅与文化和文艺工作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还由于他的特别重视和倡导。还是在1933年“中国文艺社”成立之初，张道藩就被选为理事。后来，随着抗战的开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成，张道藩又被选为理事。客观地看，这不仅显示了张道藩一直主张的民族主义的文艺运动已经获得了一定发展；同时他在中国文艺戏剧界的个人和领导声望也在逐渐增高。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之后，张道藩升任国民党党中央的宣传部长；而“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也于这一年正式成立，他又兼任了委员会的负责人。至此，张道藩成为当时中国文艺界政治层面上的主要领导人，为更好地践行他政治身份之维必须张扬的三民主义文艺思想奠定了必要的权力基础。 　　张道藩的三民主义文艺思想的内容，大体包括民族意识的文艺、民权意识的文艺、民生意识的文艺。即“凡是有关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各种事物”，“凡是有关政治弊端的改革或腐败的政治的革命”，“凡是有关人民的生活：包括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各种现实与理想；以及科学的研究、人性的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