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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 　　摘要：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作为一项深化国企改革、明确国企的“权、责、利”进而提高国企效率与效益的重要举措，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本文通过产权交易的争论引出基于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视角，对我国国企改革的历史进程的思考，浅究我国国企产权改革如何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产权改革中国化。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国有企业；产权理论；改革 　　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决定了国有企业的两种性质：完全为国家所拥有或国家控股的企业。国企产权可简单理解为国家对其以其他形式投入的、国有或国有控股的资产的支配、用益权。国有产权的拥有者是国家，而国家如何运用其权利体现公平、效率的主题是至关重要的。 　　一、我国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议 　　国企改革可以说是一项世界难题，到底朝哪个方向改，需不需要产权改革，私有化、民营化还是加强国家对国企的管制？针对这些问题的见解，一直都存在比较大的争议，而这些争议可以追溯到20年前。 　　1992―1994年，山东省诸城市的地方官将全市的282家国有或集体企业中的272家进行私有化，其中的90%以上的国有资产卖给内部员工。这一举措可以说打响了我国国企产权改革的第一枪。这枪声不仅震动了政、商、学三界，还引发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两位教授―林毅夫和张维迎之间的“北大交火事件”。 　　张维迎教授认为国企的体制残缺是无法拯救的，只有通过改变其产权或所有制基础，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来实现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国企改革才有出路。而林毅夫教授则认为私有制或公有制与企业能否发展好没有必然联系，国有企业的产权归属是明晰的，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企有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改革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减轻国企负担，硬化其预算约束，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与环境。[1] 　　其实，对于国企产权改革的各家之言都有其一定的道理，只不过所站的角度有所不同。对于以上二人的争论，张维迎教授的观点应该是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视角。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于产权的一般定义：产权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由于物的存在及人们对它的使用所产生的人们之间的相互认可的关系，其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让渡权。简单的说产权不仅是一种权利，其实质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一套约束和激励的机制。产权的安排确定了人相对于物的行为规范，因此可将集体中的产权制度用一系列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物的使用时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来描述，当这个物是稀缺资源的，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冲突时，产权的初始安排对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界定自己是否受益或受损有重要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家将产权分为国有产权、公共（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三种类型。其中国有产权与其它两个的区别是国有产权的拥有者顾名思义是国家，而国家只是一个统称，其产权的行使必须落实到人即代理人。但人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对称性，意味着其不可能充分的完成其资源配置的职能，就使得其对经济绩效和其他成员的监督和激励降低，而国家充当监察代理人的费用又很高，这就导致了国有产权下的外部性很大，“代理人风险”问题也随之产生。[2]就我国国企来讲，产权引起的效率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引用产权理论进行国企产权改革，而必须结合国情实际。 　　三、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改革已有30多载。没有人可以否认改革加快了我们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社会和谐的步伐，可以说改革是国家发展的动力。面对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启动，国企改革一直都如影相随。原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认为国企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扩大经营自主权（1978―1993）；第二阶段是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1993―2002）；第三阶段是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2003以后）。[3] 　　国企改革的进行有其一定的社会和经济背景，而国企产权改革是在国企改革的进程中应运而生的，因此切不可脱离客观实际来看待我国国企的改革进程。纵观改革全程，国企产权改革一直都在进行着，只不过是方式、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在新中国的成立之初，社会上基本不存在“产权”问题。1978年改革开放实行后，伴随着经济建设，产权问题逐渐凸显。直到20世纪初，债务、效益和效率等问题是我国国企改革致力解决的，从承包制到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体现着我国的产权改革的不同程度的尝试。2003年国资委成立后，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上市融资等方式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随着改革进程加快，国企逐渐变得“强大”，在中国企业排名中，特别靠前的几乎都是国有企业。但一些数字的背后隐含着别样的意义：1979年以来，国民生产总值实现了年均约10%的增长，而此时国有经济占国民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