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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诉工作与人权保障 　　经过30年的风雨兼程，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在制度建设、人权保障方面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但同时也暴露出很多不足。尤其是近期，重大冤假错案不断见诸报端。佘祥林、聂树斌、杜培武、赵作海……，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背后，不仅仅是个人的个体悲剧，更是法治社会的集体悲剧。在对老冤们报以最深切的同情之时，我们不禁叩问，是什么导致了他们成为刑事诉讼中的牺牲品？是什么异化了作为底线正义守护者的法律的保护功能？在经过了激烈的讨论和理性的反思之后，人权这一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词汇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在一次又一次的悲剧上演之后，人们逐步发现，重大刑事冤案的造就，从某种程度上讲，不是办案人员对实体公正的漠视，恰恰相反，正是对于打击犯罪的过度热情，导致了人权保障理念的缺位。故此，长期以来，在实务界被长期忽视的刑事诉讼法的独立价值被重新认识。 　　在此背景下，2012年3月，在充分听取社会各界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意见之后，凝聚着学术届以及司法实务届同仁多年心血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顺利通过。作为一名司法工作者，笔者不仅关注本次《刑事诉讼法》对于某项具体制度的技术性修改和设计，更关注本次《刑事诉讼法》所体现出的人权保障的理性光芒。以下，我谨从一名公诉人的视角，粗浅探讨本次《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后，公诉人如何在工作中贯彻落实人权保障理念。 　　一、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契机，更新执法理念 　　列宁说，只有伟大的理念，才能指导伟大的实践。《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对公诉人的司法理念带来了新的理念，它要求我们在实践中更加注重程序公正，更加注重保障人权，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具体分析如下： 　　（一）人权保障理念要求公诉人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体地位 　　长期以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的实践中处于被追诉的客体地位。面对强势的司法机关，其人格尊严往往无法保障，更遑论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实践中的做法不仅与刑事诉讼法的基本价值相背离，而且也遭到了其他国家对我国人权状况的质疑。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凸显《刑事诉讼法》的小宪法的人权保障属性，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从多角度、多层面对司法实践中容易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进行侵害的环节进行了加固和完善。作为一名公诉人，我们应当在追诉犯罪、指控犯罪的同时，坚持理性执法、文明执法，在保证办案质量和办案效果的同时，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感受到司法的公正和温暖。 　　（二）人权保障理念要求公诉人在工作中不仅要求真，更要求善 　　作为一名公诉人，我们整日埋头于如山的案卷材料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真实。为了使法律真实无限接近于客观真实，我们总是在鱼目混珠的案件材料中不断往返思索。可以说，发现案件真实是公诉人的核心工作。但人权保障的理念告诉我们，发现案件真实不能不择手段。我们渴望真相，但我们拒绝用皮鞭打出来的真相。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不仅要重视对证据内容的实体审查，更要重视对证据合法性的形式审查。《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后，公诉人更应当树立这样的意识：公诉工作不仅应当按照认识规律办事，更要接受价值规律（人权保障理念）的指引。 　　（三）人权保障理念要求公诉人不仅要回应人民群众的安全需求，更要关注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安全是社会正常发展的基础，也是人们最基本的心理需求。但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双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主体更加多样、社会利益更加多元、社会阶层日趋分化，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社会治安日趋恶化。据统计，我国近期的犯罪数量、犯罪增量一直居高不下，且在高位水平徘徊。严峻的社会治安，使得人民群众对于社会安全有了更加迫切的需求。作为一名公诉人，我们在保持对严重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的同时，也应当从思想上明确，群众安全需求的满足 　　二、用好、用足《刑事诉讼法》的各项制度规定，将人权保障理念贯彻于公诉工作全过程 　　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几乎涉及了《刑事诉讼法》的所有制度，证据制度、辩护制度、刑事强制措施等等，还新增了四个特别程序，这些程序的修正及增加，不仅充分体现了立法者对于刑事诉讼法独立价值的肯定个，也为司法实践人员挖掘制度潜力、践行人权保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以下笔者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下如何在公诉工作中贯彻落实人权保障理念： 　　（一）严格贯彻落实证据规则，保证办案质量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国没有统一的证据法典，各种证据制度散见于《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及其他法律规定之中。这不仅导致我国的证据制度发育迟缓，而且也导致了实践中的各种证据乱相。但学术界以及实务界很早就认识到证据是诉讼的关键、证据是诉讼的灵魂。故此，本次《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进行重大修订，着力解决长期困扰实践的证据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