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摇滚乐的文人气质与宗教内涵.docVIP

中国摇滚乐的文人气质与宗教内涵 　　【内容摘要】人有狂狷，物事亦然。当我们被东西方古典音乐蕴涵深沉之美感染时，还有很多其他音乐形式能够以其鲜明的个性和别样的形式带给我们灵魂深处的震撼。文章指出，摇滚乐便以其热烈、压抑甚至狂悖的诗意、唱腔及音响刺激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摇滚乐 文人气质 宗教内涵 　　众所周知，摇滚乐是西方舶来品，于上个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正如很多新鲜事物一样，文化偏见曾一度给人们戴上了“有色眼镜”，一度对摇滚乐加以审视。一种新事物从萌芽、结合本土文化发展到相对的成熟，必然要历经复杂的过程，摇滚乐也是如此。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断变迁的社会环境以及音乐人与音乐受众的意识转变，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摇滚乐的成长与成熟。中国摇滚乐在染上“时代色彩”的同时，也必然渗透出传统文化的气质与内涵，歌者、乐手与听众亦表现出类似宗教般的热忱与狂迷。本文旨在对这两点进行针对性的探究，以揭示出相应的内在本质。 　　一、中国摇滚乐中的文人气质 　　每个时代都有其颇具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如唐朝有唐诗、宋朝有宋词、元朝有元曲……历代的文人墨客将音乐与文学结合在一起，用以抒发不同的时代情感。中国当代的摇滚乐亦是如此。 　　韩愈曾经说过：“物不平则鸣。”不可否认，“信仰危机”是当代中国人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由于信仰的缺失，当个人想要实现自身价值的抱负堕入迷茫的深渊之时，有人选择了麻木，而有人选择了愤怒。摇滚乐正是顺应了这部分人的时代需求而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正所谓“不愤则不作矣”。愤怒作为一种自然、真挚的美的动力被吸收进了摇滚乐的精神内涵。诸如歌手郑钧在《商品社会》中非常直接地控诉道：“商品社会，欲望社会；商品社会，令人疯狂的社会”；又如扭曲的机器乐队在《没人给你面子》中唱道：“按你自己想法去做，怒骂那些自大的骗子，不用去管别人的想法，因为没人给你面子”……诸多例证在带有音乐创作者切身感受的同时，也将社会的普遍性问题表现出来，给人以深切的印象与震撼。这是一种类似中国古代文人在诗歌、绘画等艺术形式中自我意识彰显的“有我之境”。 　　再如摇滚乐队二手玫瑰《仙儿》中的歌词：“我落人中然自在，本是天上逍遥的仙儿，不为俗尘洒一物，只为美酒动心弦儿。”其中的潇洒风流或许只是内在忧郁苦闷的外在表现，种种在表演与文辞上的荒诞不经都是在这种矛盾趋势下的夸张表象，这往往带有沉重的代价，然而却恰好是使艺术的坩埚沸腾的最佳火候。在表面以享乐主义为标榜，而内在却蕴含着强烈的悲观主义色彩，现实的苍白又集聚着虚无主义的深切感受，即一切都在悖论中凝结，超出寻常的敏感必然会给摇滚乐作者以无穷的激情。然而，很多情感却以消极的表象表达出来，正如初唐、盛唐时的诗歌一般，即便是忧郁苦闷的宣泄，依然充满着发自灵魂的激情与活力。 　　另外，中国摇滚乐中往往带有对死亡的思考，这在其他音乐形式中并不多见，如超载乐队的《如果我现在》：“如果我现在死去，明天世界是否会在意。”再如冷血动物乐队的《昨天晚上我可能死了》：“昨天晚上我可能死了，是怎么死的我也忘了……” 　　在中国文化中，往往蕴涵着一种对死亡的认可，当然，这种认可是需要资本的。正如《列子》中记载了一段颜回与孔子之间的对话，最后得出关于死亡的结论是“大哉死矣！君子息焉；小人伏焉”。对于终日乾乾的中国文人来说，这是一种对死亡的普遍性的潜意识，也是由于济世的崇高理想无法实现而产生的无奈的宿命论。明人陈继儒在其《小窗幽记》中说道：“人长想死时，则道性自生”。这样的“道性”是一种充满智慧、忧郁气质以及洒脱的感悟能力。酒、月亮、梦以及所能看到、想到的一切事物都在这种感悟能力的催发下以一种超越关系的形式升腾着作为个体的人的情感。这是一种寄托，也是一个出口，更是一种“行不离辎重”的内在责任感。 　　二、中国摇滚乐中的宗教内涵 　　艺术不同于哲学，它并非通过各种逻辑严密的论证一步一步“迈进”真理，而是“飞向”真理，并且真实而直接。无论摇滚乐的唱词和音乐是否经过精心地雕琢，其都带有一种“外师造化、内法心源”的类似原始宗教感的气质。通过自身对世界的感性认识，将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思想“推己及人、及物”。 　　在“形而上”的范畴当中，不加修饰与雕琢的真实往往是崇高的。柏拉图在其理念论当中将理念看成是多样的：每个事物都一一对应于它完美的理念，但是一切理念又都是统一的：它们存在于善的理念之下。瘦人乐队曾经在一首《北京梦》中唱道：“虽然我还很穷，但是还很善良，这是我饿着肚子的时候能吃的干粮。”这一唱段以一种宣泄的方式表达出了同样的思想内涵。诚然，柏拉图作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早已不同于西方早期的伊奥尼亚学派，在继承了智者派（包括苏格拉底）在修辞学和逻辑学上的积累之后，以其严密的论证将“善”推崇到了至高的顶点。一个摇滚乐人自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