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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谈电影名中的翻译与接受美学 内容摘要：一部优秀的外国电影离不开一个好的电影译名。电影名的翻译是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相互转化，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译入语观众的接受和理解，电影名的翻译需要考虑到不同文化的差异、译入语观众的接受能力。本文主要探讨在接受美学视角下的翻译实践和其中的中西文化的互文性现象。 关键词：电影名 翻译 接受美学 互文性 影响观众理解电影名的文化因素主要有：一是由读者以往的审美经验所构成的文学解读视野，即“个人期待视野”;二是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经验所构成的文学解读视野，即“公共期待视野”。这两者是接受美学的核心，也是让观众接受一部电影的重要环节。许多成功的译名文本，都是以读者为中心，用未定性的文本，让读者进行具有个人特色的具体化解读，从而实现文本的再创造。比如《魂断蓝桥》这一经典片名，“蓝桥”这一意象源于中国古代“尾生抱柱”的故事，相传尾生与一个美丽的姑娘相约于兰峪水上的“蓝桥”见面，尾生如约而至，姑娘却久等不来，水涨桥面，尾生抱柱而死于桥下。由此，人们把相爱的男女一方失约，而另一方殉情叫做“魂断蓝桥”。这一片名对中国古代典故进行吸收、转换和化用，体现了文本间性，扩大了电影片名研究的视野，深化了观众对电影片名的理解，符合中国人的生死观和爱情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广大中国观众才对该片名口耳相传。它不仅能构建出生死别离、情人间阴阳两隔的凄惨意境，而且能引发读者无尽的想象;另一方面，“蓝色”在西方文化里代表忧郁、抑郁，这种东西方文化融合能让观众更好地理解电影名的内涵，并积极地影响到观众和读者的期待视野。因此，不同的民族，其民族心理、审美取向都有很大差异。翻译时必须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不能忽略民族的接受心理。 尤金?A?奈达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在这一理论中，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郭建中，2000 ， P65）。奈达有关翻译的定义指明，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试比较第67届奥斯卡最佳电影《Forrest Gump》和第85届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电影《Lincoln》两部电影的中文翻译：前者译为《阿甘正传》――这一译名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翻译原则，降低了原电影名在翻译过程中的指导作用，充分发挥了译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将影片的史诗性及趣味性融为一体，既保留了原名中的Gump的音“甘”，又套用了鲁迅先生的名著《阿Q正传》。该译名借用了中国文学的经典形象，利用文本的不确定性呼唤观众的参与，借助鲁迅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力，扩大了国外传记式电影在中国的受众范围;反观后者，同样是以人名直接做电影名称，《Lincoln》则完全遵循对等原则直译为《林肯》。究其原因，林肯大名本身就振聋发聩，不需借助传记的形式增加观众印象，其二，电影本身着重记录林肯一生中几件大事，而不是面面俱到述其一生。 任何特定文本，从表面上看似乎自成一体，与其它文本无任何联系，但实际上它们总是互涉互指。它们要么以强化我们所知的各种文本的方式，要么以间接联系其它文本的方式，向自己赖以生存的其它文本扩散（Haynes， 1989：175）。文本的这种特性即是“互文性”，亦称“文间性”、“文本互涉”、“互文关系”或“文本互指性”。由于文化之间的隔膜，一种文化里的互文性关联，往往不为处于另一文化的人们所熟悉，影响他们对语际转换中“超语言因素”的理解。 随着全球化进程速度越来越快，国内对精神文明的需求越来越大，对译者的文化素质提出更高要求。要求译者既要有专业的翻译知识和扎实的翻译理论，还要有丰富的跨文化知识和跨文化实践。 翻译是再创造其他文本的特殊过程。纽马克（Newmark）（2001）指出：“这个原则被广泛地称为相似、对等回应，或效果原则，或者是功能或动态（奈达）对等原则。”（P.10）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的过程同样也是一种原文和译文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种互文的过程，是改写文本的过程。一旦译文产生，就和原文构成一种平行关系，然而，翻译是一种和其他任何改写都不同的特殊的改写。由于文学也包含了文化的积淀，因此翻译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语言转换;它既包含了原文和译文各自代表的文化积淀和个性，也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和艺术的再创造。国内电影名的翻译的互文性体现在意象的使用上。同样用人名做翻译的奥斯卡最佳电影《Rebecca》，大陆官方译为《蝴蝶梦》。首先电影里面没有明确出现蝴蝶的意向，而Rebecca也没有“蝴蝶”这层意思。这完全是翻译家在翻译时对源文本的一次成功的艺术改造。王国维大师说过：“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悲剧美符合东方人的期待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