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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史探微我之见 　　“成康之治”、“文景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除了“康乾盛世”断断续续维系了上百年，其余都未能逃脱“五十年周期律”，即一个朝代在经历了初期的发展阶段后，会进入一个五十年左右的繁荣稳定期，然后陷入衰退战乱。频繁的战乱，带给人民无尽的苦难。 　　最显著的标志是人口的锐减：西汉成帝时，全国人口已接近6000万，300年后，西晋初期，竟然“户口比汉十分之一”；五胡十六国，“中原大乱，因以饥疫，人相食，无复耕者。”后赵皇帝石虎后宫彩女30000余人，石虎死后，竟被乱兵吃光了。如此又过了300年，到大唐天宝初年，全国人口才恢复到4800万，随后又遭唐末五代十国的酷烈，生灵涂炭，过于前代。唐昭宗天复二年，朱全忠（即降唐的黄巢部将朱温）围攻凤翔，“城中食尽，冻馁死者不可胜计，或卧未死肉已为人所剐。市中卖人肉，斤值百钱，犬肉值五百。”（《资治通鉴》）这样的情景屡见不鲜，叫人不忍卒言。直到清朝，社会长期稳定，又实行“摊丁入亩”（即将人头税等并入地产税），人口才稳定增长，才有了民国初年的“四万万同胞”。 　　战乱如此之多，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制度弊端。在封建生产关系下，历代以战乱后的人口锐减和土地相对富余为前提的“均田”措施，总是被新一轮土地兼并所取代，反复导致“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它不能用制度的形式将所谓“善政”成果巩固下来。二是人口众多。这使得人均可占有的自然资源数量鲜少、获取生存资料的难度大大增加，民生基础脆弱，一遇天灾人祸，“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三是民众普遍具有平均主义思想。这既是生产生活的物质条件决定的，也是儒家思想广泛传播影响的结果。自古以来，“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念就深入人心，提高了民众反对兼并的自觉性，降低了社会对财富集中两极分化的耐受力。 　　至此，人们应该明白民间“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说法，是何等沉痛的经验总结！同时也应该知道，现行制度，是生产力发展状况和民众思想基础决定的绝大多数人的选择，其历史合理性无可置疑。战乱带给民众的，除了苦难，不会有别的。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太平天国”，谁能最有效地推动社会进步？一目了然。 　　所以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 　　——鲁迅《阿Q正传》 　　人们习惯将皇帝与农民看作死对头，其实他们是盟友，本质上，皇帝是坐上龙椅的农民，农民是还未坐上龙椅的潜在的皇帝。 　　封建社会的生态系统是这样的：皇帝是老虎，处在食物链的最顶端；地主是狼群；农民是鹿。老虎是要吃鹿的，它不吃草也不吃树叶，这一点连傻子都明白，可是它同时也抑制狼群的增长，防止它们将鹿吃光。孟子说“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对此老虎是心知肚明的。农民虽然未必能说出其中的道理，却可以感受到其中的微妙，所以阮小七唱道：“贪官污吏全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面对狼群的威胁，皇帝成了农民的必需品和楷模。“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真是快人快语；“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又是何等羡慕。封建社会安定时期，简言之就是老虎有效控制狼群的时期。如果老虎控制不了狼群，鹿被吃惨了吃急了，就会有黄巢朱元璋洪秀全出来带头闹事，这样一来，狼群是要被消灭的，这不成问题，而老虎也难逃一劫。 　　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孟子》 　　儒者喜欢这样看待社会历史问题：将人分成“君子”和“小人”，将制度分成“仁”与“不仁”。这种认知至今还深刻影响着我们。 　　但是，无论我们多么不情愿，也必须承认，“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进程”。就原始动机而言，人们总是按照本能而不是按照道德行事。其所以不按照本能行事，不是因为不想而是因为不能。人的社会性可以逐渐克服其动物性，但不会消除其动物性。“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所以，我们可以赞赏儒者的道德关怀，却不可以像他们那样无视历史自身的规律，试图用“长官意志”或善良的愿望去“塑造”它。资本原始积累的结果让我们看到，除了血腥和野蛮，还有生产力的空前发展，而这正是远比单纯的道德批判中用得多的解决社会问题的钥匙。自然，现在一些发达国家看上去那么“顺眼”，主要不是因为她们本身有多么“美丽”，而是因为其他国家的反衬。资本在向本国产业大军妥协的同时，成功地将贫困和污染转嫁给其他国家，成功地将人才和钱财吸离其他国家，它统治的社会所孕育和表现出来的某种社会主义因素例如福利制度，既是起码的，又是不确定的。她远不是我们所追求的那个“西施”，她只是众多“东施”中的一个相貌平平的“姑娘”。 　　然而，一种文化，在它谢幕之前，总是要演唱自己的“天鹅之歌”，不这样，就不能充分证明它的历史的合理性和现实的无奈。偏偏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决不是庸人，更不是投机家，而是集所有的传统美德、良心、智慧和勇气于一身，满腔热情地当它的演员。他们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