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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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适用的理论框架是法律方法论的基础性问题,而强调理论的实践性以及
建构中国本土的法律方法体系,则必须建立在对中国当下司法实践的经验考察之
上。本文法律适用的理论建构是以大陆法系传统为背景,以中国司法实践为潜在
参照物的。因而可以说,理论建构与实践考察紧密相关。
在理论研究部分,采取了法律适用的“理念一模式一要素”的分析框架,以
一种“自上而下”的具体化的思路展开,亦即在讨论法律适用理念争论的基础上,
分析法律适用模式的转型,并指出论辩推理模式的优越之处;进而,在论辩推理
模式下,对法律适用的要素展开重构,而在这种理论模式下,它们能够得到合理
的定位和很好的说明。具体说来,在法律适用的理念上,这里有两对暗含的矛盾,
一是,严格裁判理念与自由裁判理念围绕“司法造法”(或者法官“自由裁量权”)
的争论;二是,兼顾合法性和合理性裁判理念内部存在的潜在张力——法哲学上,
法的权威性与正确性之争;政治学上,立法权与司法权之争。从制定法传统出发,
兼顾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裁判理念显然更值得追求。在法律适用的模式上,分别讨
论了司法三段论模式、哲学诠释学模式、三段论推理下的自由裁量模式和论辩推
理模式。相比较而言,论辩推理模式较之前三种“经典”模式,具有更佳的理论
优势,能够更好的贯彻兼顾合法性和合理性裁判理念。可以认为,论辩推理模式
建立在“推理核”和“论辩层”之上,因而理性化程度更高,具有可验证和可评
估的特性。其中,“推理核”主要关心法律推理的起点和基本结构形式;“论辩层”
旨在以程序性的论辩规则为核心,明确参与者在其中应履行的论辩义务。在法律
适用的要素上,一方面,法律适用模式的实质内容是法律发现、法律解释、事实
认定、法律论证、利益衡量、漏洞补充等等相互重叠的“片段性决定”;另一方
面,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存在方式,在不同的法律适用的理论模式中,又会呈
现不同的格局。在论辩推理模式下,法律发现对应着法源多元论,其核心任务是
法源的司法识别和规范冲突的解决;法律解释作为一种权威性论述,应作“减法”
的课业——放弃对司法裁判的“正确性担保”,回归面对个案释放法律规范意义
的“本色”;事实认定,应当明确关于事实的论辩是司法证明机理的核心内容,
只有通过论辩、对话才能将碎片的证据拼接、还原为一副完整的事实“图景”;
作为法律适用要素的法律论证,则主要是论题学取向的,是在具体问题上对实质
性理由的展示和权衡。
在实践考察部分,从中国的司法实践出发,寻求一种“自下而上”的路径,
由现实可查的细节入手,逐步攀登。提高理论的“梯度”。这样做,一来,是为
了增强理论的实践性,寻找与中国司法的结合点;二来,也是为建构中国本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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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方法体系,做一些基础性的准备工作。案例研究作为一种法律方法的实证性
研究,既是法律适用理论的实践准备,又是实践本身,更是对实践的反思;
因而,是考察中国司法实践的有效方式。基于此,本文选择了《最高人民法院
公报》中近300件民事案例作为初步分析的对象,面向法律适用的要素一一法
源与法律发现的方法、事实认定的方法、法律解释的方法、法律论证的方法,展
开具有一定深度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上,深化讨论:其一,对裁判文书载体
(裁判理由)进行反思与重构。其二,案例研究虽然立基于细节的考察,但其
重要的贡献则应当是形成司法实践的整体形象。从这个角度上说,官方所持的
“法律观”具有明显的“形式化”倾向;另一方面,同时又可察觉到在具体
个案中,法官具有后果取向的“实用主义”态度。这也提示我们,应重审当
下中国司法的复杂性,以及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其三,站在法治论和司
法现代化的高度,对当下中国的司法实践与法律方法论的研究展开反思。我
们既要看到法律方法是司法现代化的技术之维,又需要认识到其本身的限度。
因为,法律方法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能够维护法治的正常运行,却无法有力地推
动法治进程,更谈不上“拯救法治”。进一步说,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调试法
律适用的理念以及建构法律适用的理论模式,都必须建立在司法现实之上,亦即
需要在理论建构与司法实践之间展开“反思平衡”,在增强司法回应社会的能力
同时,提高司法本身的品格。
关键词:法律适用,理念,模式,要素,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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