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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释意理论看外交口译中习语的翻译 　　【摘 nbsp;要】释意理论把口译分为“解释”、“非言语化”和“重新表达”三个阶段，认为口译应当基于整个语境产生、并以非语言化的预期意义为依据。本文旨在探讨释意理论指导下的习语翻译，通过分析2014年博鳌论坛口译实例，说明外交口译中习语的翻译策略。 中国论文网 /5/view-7152278.htm 　　【关键词】释意理论;译员;口译;原文本; 译本 　　一、释意理论 　　翻译释意理论（Interpretive Theory of Translation）与巴黎学派的学者相关，这些学者以巴黎高等翻译学校为基地开始理论研究。塞莱斯科维奇（Seleskovitch）于1960年代末提出释意理论，以讨论口译与非文本笔译原理与教学的理论（谭载喜，2005）。随后，巴黎高等口笔译学院成为释意派理论的研究中心，建立了一整套口译理论。 　　释意理论把口译分为“解释”、“非言语化”和“重新表达”三个阶段，认为口译应当基于整个语境产生、并以非语言化的预期意义为依据。释意理论的倡导者普遍认为，口译者不仅要考虑语言意义，所说话语的认知语境、口译发生的场景和口译者自身的综合知识等因素等内容也需要加以考虑（Lavault，1996）。 　　二、外交口译中习语翻译特点 　　（一）外交口译的特点 　　外交翻译主要是传达国家和政府的政治观点和方针政策、规章制度和运作体制，以及社会生活中的法律条例和社会文化等。翻译人员在进行外交口译时，所作的译文代表的并非个人，而是国家和民族的态度倾向。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外交口译的对象来自不同的国家，因而他们的文化背景、文化差异大相径庭，因此外交口译需要时刻注意这些，一旦出错都会有损于国家的形象和利益。 　　（二）习语翻译的特点 　　习语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短小精悍，蕴含着大量信息和多种语言现象。因其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紧凑的形式和朗朗上口的韵律常常出现在外交场合中。中国习语讲究韵律、节奏、变位变格，如“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是可忍，孰不可忍”等（陈国娟，2013）。这些习语对仗工整，韵脚整齐。而英语习语的节律则表现在押头韵和押尾韵，如英语习语“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A bad beginning makes a bad ending”等。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中英习语上形式和意义上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因此，中英习语之间的转化的难度也因此增大。 　　许渊冲先生曾经提出译诗的“三美原则”即“音美”“意美”“形美”，笔者认为这三种原则有时也适用于习语的翻译。诗歌注重押韵和整齐，同样习语也讲究节律和对仗，翻译习语时要尽可能传达源语的“意美”，其次是“音美”和“形美”（华静，2012）。外交口译中的习语翻译则不能完全追求以上的标准。外交口译中最重要的是完整准备表达原文意思，而完整准备表达出习语意思尤为困难。因此，笔者认为外交中的习语翻译应当遵循释意理论，使原诗脱离源语外壳，抓住其主要意思，最大限度的保留原意译出。 　　三、释意理论下外交口译的习语翻译 　　释意理论认为口译不重视为源文本项目寻找直接的翻译对等形式，而是“致力于寻找表达特定时间和特定语境一下某个特定意思的恰当措词，无论该措词是什么……也不论原来的措词换一种情况下会是什么意思”（Seleskovitch，1976）。下面以2014年博鳌论坛上李克强总理和杨洁篪委员演讲中的习语翻译为例，探讨这一过程。 　　例1：李克强：中国人历来讲求“以德报德，以直抱怨”。 　　译文：We Chinese believe in repaying kindess with kindess and meeting wrongdoing with justice 　　李总理在说道亚洲和平与稳定的问题时，引用这句话来表示我们以友好待友好、对待有损于我国利益和道德的事情但讲求公平原则的立场。口译员理解了这句话的本质意思，用“justice”和“wrongdoing”来翻译“直”和“怨”，而没有按照字面意思用“integrity”（正直）和“resentment”（怨恨，愤恨）直译“直”与“怨”，而是用“justice”（公平）以及“wrongdoing”（不道德、坏事）来说明我国的态度和立场。口译员脱离了源语语言外壳，并没有将思维固定在平常接触到古文中“直”与“怨”的意义，而是从意义的角度结合语境和场合进行释意翻译。 　　例2：杨洁篪：我想特别谈谈“心联通”的问题。中国人讲：“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 　　译文：I want to talk in particular about the impor-tance to “connect 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