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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中北京形象的流变 　　近期，第六代导演管虎的新片《老炮儿》不仅斩获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而且公映之后取得近10亿元票房，成为今年贺岁档最引发热议的影片。如果把这部电影放在北京题材影视剧的脉络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老炮儿”结合了8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中所建构的几种北京形象，一种是胡同里的老北京，第二种是顽主的大院北京，第三种是贫富分化的新北京（国际化的北京）。在之前的影视作品中，这样三种北京形象基本上是平行存在的，老北京主要是关于民国北京或皇城根下平民百姓的故事，大院北京是嬉笑怒骂、“一点正经没有的”顽主们笑看世间百态，而新北京则是在国际化大都市艰难奋斗的青春故事。《老炮儿》巧妙地把这些不同历史时期流行的北京形象压缩在一起，这种顽主/“老炮儿”与小鲜肉/“富二代”之间的对抗，如同“关公战秦琼”，塑造出一种新的兼具怀旧和现实针对性的北京记忆。本文主要梳理近些年影视剧中北京形象的几次流变，为老炮们寻找精神和文化源头。 中国论文网 /7/view-7242863.htm 　　“上海摩登”之外的“老北京” 　　新时期以来，随着革命叙述转向现代化理论，一座城市成为学术界和大众文化领域关注的热点，这就是华洋杂处的晚清上海和民国上海。一种在革命叙述中作为腐朽堕落、靡靡之音的旧上海、旧社会华丽转身为侠骨柔肠、夜夜笙歌的老上海、夜上海。这不仅体现在那本著名的现代性和文化研究的著作《上海摩登》 [1]上，还体现为大众文化领域中两种典型的上海形象。一种是上海滩的江湖恩仇、儿女情长，如80年代伊始在大陆取得轰动效应的香港电视剧《上海滩》（1980年）以及90年代初的第五代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1995年）和《风月》（1996年）等；第二种是以张爱玲的小说为代表的大上海都市消费生活，这种30年代老上海的旗袍美女经过90年代的“长恨之歌”，最终演化为世纪之交的“上海宝贝”[2]，成为讲述20世纪历史的“新常态”。新世纪以来，上海故事又升级为“民国”故事和“小时代”的故事，从而实现了30年代的夜上海（黄浦江西岸外滩的万国建筑群）与东方明珠塔下的新上海（黄浦江东岸的陆家嘴）的完美对接。与这种充满诱惑的“上海摩登”不同的是，80年代以来最早浮现的北京形象是一个革命之前的老北京。 　　1982年第四代导演吴贻弓拍摄了电影《城南旧事》，这部电影改编自台湾作家林海音的同名短篇小说，以小女孩英子的眼光叙述了一个解放前的老北京故事。电影中没有大历史，也没有大事件，只是用孩子天真无邪的眼睛来追忆那些童年琐事，这些琐事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胡同里的人和事。《城南旧事》营造了一种对老北京的怀旧气息，仿佛那些命运悲苦的底层人带有地域上的审美意味。考虑到这部作品是台湾作家对老北京的怀念，也是对解放前的大陆文化的乡愁，这部“借来的乡愁”却成为塑造北京形象的重要桥梁，使得解放后的革命北京转变为了解放前的老北京[3]。从80年代中后期，老北京又变身为一种民国北京、文化北京，这是一个没落八旗子弟的北京，一个充满了古玩、字画等传统文化气息的北京，如根据作家邓友梅的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那五》（1988年）。这样带有平民视角的老北京在 90年代中期又变身为另外两种北京故事，这突出体现在两类电视剧上，一类是民国北京的商战剧，如《琉璃厂传奇》（1998年）、《大宅门》（2001年）等商家大户的故事；第二类则是帝王戏，如《慈禧西行》（1995年）、《雍正王朝》（1997年）等帝王将相的故事。 　　电影《老炮儿》一开始就表现了一个生活在胡同里、大杂院里的提笼遛鸟的六爷，这首先是一个以北京土话为特征的老北京或土著北京的空间，不管是深夜偷钱包的窃贼，还是早晨的问路人，都是外地口音；其次，六爷与身边的邻居、兄弟、发小维系着一种大杂院的如乡土般的伦理空间，是江湖义气的，也是互帮互助的；再者，借用六爷把北京游的三轮车夫称为骆驼祥子，这唤起的是一个平民北京、底层北京的空间，而且这种作为底层空间的胡同有着清晰的现实基础，这就是影片一开始城管没收六爷兄弟灯罩儿的煎饼摊。从这里可以看出，《老炮儿》试图还原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原社区，这里既能听到飞翔的鸽子哨，又能看到拥挤、杂乱的大杂院，是一个带有老舍痕迹的老北京。这种“老”还体现在六爷的年龄，以及六爷所念兹在兹的“老话”“老理”上。不过，这种老江湖只是六爷的一个表象，六爷的内里则是顽主和痞子。 　　“顽主”的精神构成及蜕变 　　如果说“摩登上海”取代了夏衍笔下《包身工》的旧上海，这种流光溢彩的都市景观始终遮蔽、压抑了工业上海、革命上海的历史，甚至上海形象中鲜有50到70年代的历史记忆，那么在以城南为代表的老北京以及包括古玩、字画、天桥艺人等民俗北京之外，还有一种与50到70年代的革命北京相关的北京符号，这就是80年代末期因王朔文学的流行而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