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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帝何以导致西汉衰败 　　史家大都认为：“汉室盛衰，当以宣、元为界。”（吕思勉语）也就是说，宣帝在位及以前，朝政运行较好，处于兴盛状态；自元帝以后，宦官外戚竞相专权，纲纪紊乱，国势衰微。 中国论文网 /4/view-7083681.htm 　　汉元帝刘?]为西汉第八任皇帝，系汉宣帝刘询与嫡妻许平君所生之子，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十月即位，在位16年，享年42岁。在人们印象中，导致王朝走向衰败的君主绝非良善，要么昏庸，要么残暴。然而，汉元帝既不是昏君，也不是暴君。《汉书元帝纪》结尾处有一段赞语：“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一、性情柔弱缺乏主见 　　客观地说，汉元帝不失为一位多才多艺、品行不错的好人。但是，好人不一定成为好君。作为君主，汉元帝谈不上优秀，主要是性格与能力问题。史书说他：“柔仁好儒。”其实，这并非弱点，一个君主胸怀宽宏柔软，主张行仁政，偏好重用儒臣，应该是天下人福分。问题是，汉元帝的宽柔最终表现为优柔寡断、软弱可欺，不能驾驭局势，听任宦官专权，败坏纲纪，危害社稷。 　　宣帝临终前，已为元帝安排“三驾马车”辅政，以乐陵侯史高领衔，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为副。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宣帝幼年时养在史家，与史高关系密切。重用外戚是西汉的政治传统，宣帝也不例外。萧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老师，一代名儒。元帝即位后，对两位恩师格外倚重，多次宴见两人，探讨治国方略。萧望之随后双引荐宗室大儒刘更生（成帝时改名刘向）、侍中金敞参与朝政，四位儒臣“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资治通鉴 　　元帝的信任与支持，似乎让萧望之等儒臣看到改弦更张推行仁政的希望。然而，元帝与儒臣相得益彰的好景只是昙花一现。元帝对两位师傅特别信任，儒臣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致使被冷落的史高心理失衡，与萧望之产生嫌隙，权力斗争的阴影随即笼罩着朝廷。史高与宦官里外呼应，议论常坚持遵从故事或惯例，反对萧望之的改革主张。萧望之忧虑外戚放纵、宦官擅权，于是向元帝建议：中书是国家政事之本，应由贤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优游饮宴于后庭，任用宦官掌管中书，不合乎国家旧制，且违反“古不近刑人之义”，必须予以纠正。元帝初即位，由于谦让，不敢做出调整，议论久而不决。萧望之提出此动议，却招致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等人嫉恨，于是他们与史、许两姓外戚联手，共同对付萧望之。 　　碰巧有一个叫郑朋的“墙头草”，起初依附并吹捧萧望之，萧望之发现他行为不端，断绝与他来往；郑朋转而投靠外戚许章，扬言萧望之有过失五条、大罪一桩。石显认为时机到了，趁萧望之休假之际让人向元帝上奏，元帝将此事交给弘恭处理。面对弘恭询问，萧望之坦言，外戚当权多有不法之处，之所以弹劾他们，意在匡正朝纲，并非阴谋与离间。为此，弘恭、石显向元帝报告说，萧望之结党营私，多次攻击朝中大臣，企图独揽大权，建议“谒者召致廷尉”（即逮捕入狱）。元帝初即位，不明白召致廷尉为下狱，当即批准了。后来元帝发现不对劲，敦促将萧望之释放并复职。石显从中作梗，萧望之被释放，但革职为民。数月以后，元帝觉得过意不去，下诏封萧望之为关内侯并准备起用他为丞相。萧望之儿子萧?程?说元帝要起用父亲，就上书为父亲之前入狱鸣冤，弘恭、石显便在元帝面前竭力诋毁萧望之，并唆使元帝下达拘捕令。萧望之性情刚直，不能忍受再入狱的羞辱，在家饮鸩自杀。只用两个回合，就将萧望之逼死。 　　萧望之饮鸩自杀，元帝非常震惊，为之痛哭流涕，责怪弘恭、石显等人害死自己的贤傅。师傅含冤身亡，让元帝终生难以释怀，追念不已。此后每年忌日，他都派使者前往萧望之墓地祠祭。尽管他们师生感情颇深，但元帝对萧望之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个事件上，元帝的性格缺点暴露无遗。如果他坚信萧望之贤良忠诚，完全可以使萧免遭小人陷害。可是他耳根软，缺乏主见，容易被宦官左右。两次让萧望之下狱，都是听信小人谗言而草率下诏。第一次是他不知“招致廷尉为下狱”，轻易被宦官忽悠；第二次是在他明知道老师性情刚烈，仍被宦官牵着鼻子走，让老师再次蒙受下狱羞辱。再者，他已然知晓老师清白无辜，却没有惩治逼死老师的幕后推手，只是口头责问弘恭、石显等人，使其“免冠谢”而已，事后对他们宠信如故。如此宽仁，实则是非不分，赏罚不明，使得宦官有恃无恐，日后更为放纵。 　　从萧望之之死，也能看出元帝政治上短视与低能，空怀匡正理想，而缺乏战略眼光与政治谋略。毫无疑问，元帝若要推行新政有所作为，必须将儒臣作为主要依靠力量。毕竟萧望之等儒臣不仅胸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且具有较高的治理能力与道德修养。而宦官、外戚往往注重自身的权势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