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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孔飞力的中国不了情 　　2008年，笔者的《孔飞力中国学研究》一书出版，我在书末写道：“祝愿孔飞力先生安享退休生活，在新英格兰自由美丽的天空下，闲适地继续与中国保持亲密的文化联系。”孔飞力教授于2007年从哈佛大学荣退，2008年，他的最后一本大作《Chinese among Others：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出版。 　　事实上，孔飞力先生的最后岁月，在新英格兰地区马萨诸塞州一个名叫贝德福德的小镇老年公寓里，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直到2016年2月11日傍晚，停止呼吸。据他的老朋友柯文教授讲，孔飞力最后连开口讲话和起身都十分困难，这对一个临终的老人也许是正常的，但对于敬重他的中国学者来讲，我们依然十分好奇，这颗智慧的大脑究竟带着什么样的关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新研究构思离开人世？他有没有留下如他的老师史华慈那样一篇充满人类大情怀的遗文？ 　　1999年，孔飞力在悼念史华慈的短文中，对老师充满了敬意，称史华慈把学生当作与他一起研究重大历史问题的探索者。史华慈深信，凭着同情的了解和诚实，是可能跨越时间和文化的巨大鸿沟达成理解的，这二者是普遍的人类意识。正是史华慈的这一信念，给予了孔飞力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信心。 　　《叫魂》：史学经典，谁人再续？ 　　孔飞力先生1933年9月9日出生于伦敦，成长于美国，毕生献给中国历史研究。他的祖父是从德国移民美国纽约的皮货商，父亲曾是《纽约时报》伦敦站总编辑，母亲1920年代是《纽约客》杂志和《现代历史》杂志编辑，夫妇二人曾多次到亚洲和苏联访问考察，以DeliaFerdinand Kuhn的名字出现于报端、书籍之上。 　　孔飞力对亚洲的最初兴趣来源于父亲。1952年，其父在日本担任摄影记者，1954年，孔飞力毕业于哈佛大学。可能因为父亲的关系，他在大四那年学习了日文。大学毕业后，孔飞力到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又学了一年日语和日本史。也许他原本是要研究日本的，但人生的轨迹后来却偏向了中国，而转机是他在1955年夏回到美国后在位于加州Montery的军队语言学校中一年的中文学习。 　　1957年随着反共参议员麦卡锡去世，麦卡锡主义寿终正寝，1958年《国防教育法》颁布，鼓励美国学生学习包括中文在内的七种最急需的外语，推动了包括中国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的发展。在《国防教育法》刺激下，美国高等教育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增长，美国政府和卡特、洛克菲勒、卡内基等基金会，为各大学建立中国学学科提供了大量经费资助，新的职业机会以及难学的中文和悠久的中国文化对智力的挑战，吸引了一些极有才华的青年学生，孔飞力正是在这种社会政治背景下，步入中国历史研究的殿堂。 孔飞力 （1933-2016） 　　孔飞力服役三年，后来18个月是在东海岸服役，其间还在乔治城大学攻读硕士，并于1959年获得硕士学位，随后进入哈佛大学历史学与远东语言研究所师从费正清、史华慈，1964年以一篇《中国太平叛乱时期的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获历史与远东语言博士学位。1962年他与华人女子Sally Cheng结婚。他的第二任妻子Mary Smith曾是哈佛燕京学社职员，曾在柬埔寨工作，熟悉东南亚，这对孔飞力的移民史研究是有帮助的。 　　也许在一些人看来，孔飞力是很神秘的，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些细节触摸到生活中的他是怎样一个人。孔飞力一生主要出版了四本书，每一本书都献给特定的人。第一本《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军事化与社会结构》（1970）献给父母，第二本《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1990）献给他的第二任夫人，第三本书《现代中国的起源》（2002）献给恩师史华慈，第四本书《他者中的华人：现代移民》（2008）是献给他的三个子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孔飞力心中最重要的几个人，不外是父母、恩师、夫人和子女。 　　2004年9月至2006年1月，笔者在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有幸当面请教过孔飞力先生，并听过他的“阅读中国档案”和“海外华人”两门课，感受到孔飞力还是一个热爱学生的好老师。他对学生和蔼又严格。我还清晰地记得他每次拉长声音柔和且面带微笑地叫一个名叫“Max”的大男生发言的神情，简直就像一个宠溺孙子的爷爷。他在课上对钟人杰（清末农民起义领袖）档案解读得非常深刻且有声有色，我觉得他完全可以写出《叫魂》的续编，可是他对我说：“我要把这个研究课题留给我的学生，希望我的学生来写！” 　　他自己的研究得益于对中国清宫档案的研究，这当然要归功于1980年代以来中美学术交流合作的正常化，特别是中国历史档案向世界的开放。所以，他在教学中一直特别推崇学生们重视档案研究，分析历史档案的特点，告诉他们窍门，鼓励他们踏踏实实地利用档案做扎实的研究。他在哈佛最后一次的海外华人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