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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创办民营电影公司的曲折 　　民营电影公司之梦 中国论文网 /4/view-7140837.htm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业一向被认为与意识形态关联紧密，因而也是控制最严的行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全行业从投资、制作到发行、放映都由国家控制。所有的影片，没有国家以外的出品人；制片机构一律称为制片厂（1984年之前没有一家电影制片公司），生产的所有影片全部交给国家，由国家专设的单一渠道实施发行和放映。而且，直至1994年，由国家指令收购影片的，全国仅有中国电影放映发行公司一家，别无分号。 　　改变这种体制，是我们电影人从争取首先能够取得投资电影的权利开始的。 　　我和我弟弟蔡元元在20世纪60年代分别从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我弟弟被分配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而我到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做演员。应该说我们工作的单位都不错，刚开始工作时兴高采烈，不过工作了一段时间，就发现了问题：许多人的才艺得不到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受到抑制。特别是电影制片厂，每年的产量不大，每部影片的生产周期较长，单片成本高、质量低。 　　1979年我被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凌子峰导演找去在影片《李四光》中饰演李四光的学生一角，使我对北影的情况有所了解。原来北影的72位导演里，有许多人没戏可拍，长年上不了片子的，大有人在。他们说孔夫子有“七十二贤人”，而他们是“七十二闲人”！ 　　不久，报上介绍一位美国导演一生导了100多部电影作品的消息，对我有不小震动。我从1949年还是个儿童演员时，就和黄佐临、石挥、谢晋、桑弧、水华、赵丹等优秀导演合作过，他们没有一个人的作品数量能和那位美国导演相比。而我们这些导演的艺术水平并不比人家差。 　　一篇刘晓庆与栗原小卷会面的报道，更加发人深思。小卷问晓庆一年拍几部片子，回答说大约是两年拍三部或三年拍两部。晓庆反过来问小卷一年拍几部，回答：一年拍十部。我想，中国电影家的人生价值和对民族电影的贡献，诚然有引以自豪的地方，然而在才智发挥的效率方面，是不是受到旧体制的束缚呢？ 　　1979年我国农村的改革开始了，紧接着工业界的改革也走上了轨道。1980年秋，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整版有关文艺体制改革的讨论。10月的一天，《文汇报》一位记者到北京见到我们兄弟二人，她希望我们也参加这场讨论。我冲动地脱口说了句：“与其纸上谈兵，不如实际行动一下。”没想到这句话得到不少业内人士的拥护，经过一番酝酿，我提出了一个创办民营电影公司的倡议。大家都觉得很好。但是这个建议向哪里提出呢？无疑，这样的事情只有中央领导才能决定。但给中央领导写信，人家会理睬你吗？这似乎有些异想天开。 　　想起了胡耀邦 　　这时，我想起了胡耀邦总书记，因为我以前真的见过耀邦。那还是他当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我只是个十几岁的学生。那是在中山公园里的中山纪念堂前的广场，他给我们一群国内外的青少年讲话。他没有稿子，讲得非常投入，热情洋溢。在我印象中，很少见过这么有激情的领导人。所以在疑虑“人家会理睬你吗”的时候，我们兄弟俩首先想到的是：这位领导人有可能！我们决定直接给耀邦总书记写信。 作者在拍摄现场执导 　　信是1980年10月20日写好的。其中谈了当前电影界所存在的问题，列举了北影厂72位导演的情况，特别以凌子峰导演为例，说他于1959年曾拍摄了向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的《红旗谱》（我父亲蔡松龄在片中饰演严志和一角），至 1979年，就只导演过《海霞》和《李四光》了。我们说，凌子峰这样优秀的导演，这20年只拍了两部片子，就算其中有10年文化大革命，那还有10年呢！我们还以刘晓庆和栗原小卷的对话为例，说明电影制片业在体制上存在问题。最后我们提出建议：创建一个“不用国家一分钱，自筹资金，自主经营，独立核算，向国家纳税，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民营电影公司”。 　　这封信是由我一个搞作曲的朋友，找到胡德平转递的。德平当即看了这封信，认为这是一个有关文艺体制改革的建议，他立即送给了胡耀邦。 　　没有想到，耀邦在10月22日就认真阅读了此信，并给予了热情的批示。 　　1980年10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文化部电影局文艺处处长杨芗的电话，她说：“安安，你们给耀邦总书记写的信，耀邦批示了！”她在电话中就给我讲了大概的内容。没过两天我们兄弟便被电影局叫去，由局领导正式向我们传达胡耀邦的批示。 　　这次传达挺隆重，电影局的局长、副局长以及七八位各个处的领导都出席了，会议室共有十几个人。批示由陈播局长亲自传达。至今我仍然几乎一字不落地记得批示的全部内容―― 　　穆之、敬之、陈播： 　　这是一个新挑战！请你们研究一下，能否试办一两个？如果成功，不是促进了我们在这方面的竞争吗？为什么在这方面不可以竞争一下？！ 　　这时我们才知道，批示是写给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朱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