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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摘要：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以问卷调查分析的方式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和社会支持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考察了社会支持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调节作用。通过层次回归以及调节效度检验发现：（1）工作-家庭冲突中WIF时间冲突、FIW压力冲突以及WIF行为冲突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影响;（2）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影响;（3）通过回归分析也证明了社会支持可以调节工作-家庭冲突三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指出通过企业帮助、政府支持及农民工自身调解可以缓解工作-家庭冲突矛盾。 中国论文网 /4/view-7192693.htm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 　　中图分类号：C913;F32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1-0014-07 　　引言 　　党的十八大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要“从人文关怀走向制度设计”，并提出要努力追求民生幸福。将主观幸福感加入民生指标，充分反映出党与政府对农民工的关注[1]。居民幸福感是度量社会是否和谐的“晴雨表”，也是衡量和谐社会以及幸福建设成果的重要指标[2]。根据2013年《新民周刊》的最新统计，新生代务工者（1980年以后出生）大约有 8 487 万人，占外出务工者的 58.4%。相比国企和集体企业的员工总数，其数量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并且逐渐上升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3]。所以，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已有许多学者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问题，如夏晶等通过层次分析模型，得出薪酬、工作与生活的环境、人际关系、社会融入、劳动时间、自身发展等7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4]。刘雪梅通过调查湖北省新生代农民工得出，工作-家庭冲突对其工作绩效有负向影响，其中组织支持充当调节角色[5]。贺爱忠通过服务行业的群体层次回归分析得出利益集与新生代农民工任务绩效呈正相关，主观幸福感在这个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6]。近几年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已经逐渐开展，但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探讨仍待加强。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刚开始拥有家庭或者爱情，需要情感的倾诉，时间的付出，而“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工伤多、加班多、职业病多”使得他们工作时间长、工作收入低、接触面窄，从而造成了这一群体的情感和生活的困扰。这种长期以往的困扰使得工作-家庭的矛盾升级，大大影响了他们对幸福的主观感知。对社会支持主观、客观的感受度和对其利用度上不同的群体或者人具有差异，其身心健康与其对社会支持度的感知之间的关系密切[7]。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正处于职业起步阶段，他们在未来奋斗中呈现出的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是否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消极的影响，社会支持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相关研究及概念界定 　　（一）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Greenhous等认为工作-家庭冲突是指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给个体带来的压力是不可协调的[8]，他还将工作-家庭冲突分为时间冲突、压力冲突和行为冲突三种形式，即时间冲突代表时间的有限性使个体无法满足两个角色的需求;压力冲突则分为家庭与工作两个方面，家庭冲突包括夫妻之间的分歧、矛盾等，而工作冲突则为工作需要、领导的支持度等等;而行为的冲突则是因为角色的行为特征与另一个出现分歧或者不兼容。这个理论还提出了工作-家庭冲突以及家庭-工作冲突这两个维度，即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干扰是因为因工作的需要而产生的两者间的冲突，而家庭对工作的冲突干扰则因为家庭的需要而产生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冲突。Carlson等将工作对家庭冲突以及家庭对工作上的冲突在Greenhous的工作家庭冲突三维度进行了扩展成为为六个维度，工作-家庭时间冲突、工作-家庭压力冲突、工作-家庭行为冲突、家庭-工作时间冲突、家庭-工作压力冲突和家庭-工作行为冲突等[9]。本研究引用了Carlson的概念即工作-家庭冲突六个维度。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是个体按照自己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总体性评估。主观幸福感具有：主观性、稳定性和整体性的特点[10]。我国学者景淑华等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人们自身所感受的状态和其对人生的重要态度，它反映了个人对生活总体的全面评价以及感知到的满意程度，而且这些感受对个体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力[11]。 　　新生代农民工刚步入社会，工资薪酬普遍偏低，而且工作时间长，而这个阶段也正是他们收获爱情或刚拥有小家庭，需要时间和金钱，因此要面对工作和家庭多重角色的压力。刘雪梅指出这一群体对情感和家庭的归宿感较强，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又迫切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