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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故乡》与《春蚕》乡土性的差异 　　摘 要：鲁迅的《故乡》与茅盾的《春蚕》都是以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下的江浙农村为书写对象，展现了典型环境下的农民的生活困境与思想愚昧现状。但由于作家的侧重有所不同，因此在描写中呈现出“同样的农民，异样的乡土”。本文将从不同的二元对立的视角出发，论述鲁迅的《故乡》与茅盾的《春蚕》的乡土性差异及差异的原因。 中国论文网 /6/view-7145245.htm 　　关键词：乡土；文化与经济；前现代与现代；封建与殖民 　　一、文化乡土与经济乡土 　　鲁迅的《故乡》在批露“国民劣根性”的同时，于字里行间流露出隐藏的传统文化。例如宗族文化：“我们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祭祖文化：“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这祭祀，说是三十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宗教信仰文化：“……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心愿，用圈子将他套住了”，“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这里融合了道家、佛教和儒家多种宗教文化。这些文本中所显示的文化特征不仅体现在《故乡》中，在鲁迅其他的小说作品中也有所体现，例如有《祝福》《社戏》等等。 　　在历来的研究中，鲁迅的作品总是与“国民性批判”的符号联系在一起，而这种单一的启蒙性主题导致了阅读群体对作家笔下乡土文化的忽略，而“对鲁迅作品的文化人类学价值研究，不仅可以还原鲁迅故乡族群文化形态的象征性符号体系，而且丰富与拓展了鲁迅故乡题材作品的五四单一性启蒙价值主题”①。 　　茅盾的《春蚕》书写了中国30年代的蚕农在日本丝织业的竞争，本国的苛捐杂税，以及丝厂、茧行、叶行、高利贷的种种盘剥下的经济破产现象。《春蚕》虽以老通宝一家一季蚕事的悲欢为切入口，辐射出的却是整个江浙一带蚕丝业的衰败以及农民“丰收成灾”的悲剧。 　　《春蚕》生动地描绘了农村的经济状况。“并且他自己也明明看到自从镇上有了洋纱，洋布，洋油，――这一类的洋货，而且河里更有了小火轮船以后，他自己田里生出来的东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钱，而镇上的东西却一天一天的贵起来”；“去年收成固然还好，可是地主，债主，正税，杂捐，一层一层地盘剥来，早就完了”；“原来那三十多九水路远的茧厂挑剔得非常苛刻：洋种茧一担只值三十五元，土种茧一担二十元，薄茧不要。老通宝他们的茧子虽然是上好的货色，却也被茧厂里挑剩了那么一筐，不肯收买”……这些现象都充分印证了一个事实：农村经济由于受到各种内外压榨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破产。 　　从茅盾这时期创作的作品整体上看，它们“集中展示了30年代初上海与周边乡镇构成的经济连索：城市机器工业的破产（《子夜》），导致乡村提供生产原料的基础农副业破产（《春蚕》），而副业的破产导致农民极度贫困，连带导致城镇工商业的破产（《林家铺子》）”②。 　　当然，茅盾的《春蚕》里也包含了乡土文化，例如在收蚕的日子里，买香烛供奉在灶君神位前；预测收成命运好坏的大蒜头；见到荷花就赶紧躲开，唯恐晦气传染等等，这都是蚕农神灵崇拜的表现。而与鲁迅的《故乡》相比，《春蚕》虽然在文化表现上有所欠缺，但它却准确把握了当时农村的经济形势。因此，《故乡》是文化意义上的乡土，而《春蚕》是经济意义上的乡土。 　　二、前现代乡土与现代乡土 　　通过阅读《故乡》的文本，笔者感知到鲁迅笔下的故乡是一个传统的故乡、封闭的故乡、落后的故乡，是一个还未进入现代化的故乡，即前现代化乡土，这种前现代化农村的特征主要是以农业为主，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伴随着雇佣劳动力而未实现机械化。 　　回想三十年前童年的故乡，“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的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从这里可以看出故乡以农业生产为主，并且存在着雇佣关系。三十年后的当下，“渐进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点活气”，现今故乡破落，竟不及“我”记忆里的故乡；“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这里的主要劳动力还是来源于家庭成员，自给自足；“水生没有同来，却只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管船只”，可以看出交通工具依旧是人力的，还未实现机械化。 　　相比于《故乡》，《春蚕》中描写的景象则具有典型的现代化特征，主要体现在工业化、机械化方面。 　　首先工业化上，文本中已经出现蚕农―茧厂―丝厂这样的工业链条，并且由于日本丝织业的竞争而导致中国丝织业近乎破产，茧厂、丝厂关门，蚕农“丰收成灾”，这一系列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