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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芬兰车站回望历史 　　作为20世纪最为知名的美国文人偶像，埃德蒙?威尔逊的形象游离在文学批评家、新闻从业者、历史学家，以及公共知识分子之间。在有生之年，威尔逊出版了大量作品，涵盖从小说、诗歌、剧本、文学评论、历史研究、文化批评、游记和日记在内的各种文体数百万字，著作数十本，堪称一位“文艺复兴”式的文化巨擘。以赛亚?伯林评价威尔逊是他所访谈过思想者中最具穿透力的一位，身上洋溢着“对书籍的热爱和服膺道德的坦诚”。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评价这位心目中的文化英雄是“20世纪美国最为杰出和最具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个性十足且无所忌讳”。 　　在中文世界，威尔逊的形象亦广受好评。批评经典《阿克瑟尔的城堡》前些年翻译为中文，让思想界领略了这位非学院派批评家的深厚功力。但要说留给世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中对其文人风骨的生动刻画。他的地位如此崇高，以至于每当人们哀叹公共知识分子开始消亡的时候，埃德蒙?威尔逊的名字总会适时被提及。 　　但在思想史学者看来，任何被标签化的人物和其成就背后，总会存在将其神话或标签化的推手。最为彰显之处，乃是刻意淡化特定的历史语境及其影响，这在对威尔逊的评价上也同样适用。我们需要一个或许狭窄，但是足够深邃的裂缝，去探究一个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观念变迁，追随他的思绪与写作，窥见其思想的跳跃和延绵，从而激发我们对于历史的想象力。 　　幸运的是，埃德蒙?威尔逊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幅堪称全景图谱的思想史著作《到芬兰车站》，它将带领我们去领略一个美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上半叶所能走过的思想历险。 领路人高斯 　　埃德蒙?威尔逊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属于美国社会中受过良好教养和服膺温雅传统的东部士绅阶层的一员。父亲老威尔逊属于老派的共和党人，日后却成为其普林斯顿校友、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的支持者。 　　在19世纪末的美国，像老威尔逊这样秉持老派士绅作风的社会精英与“镀金时代”中狂热追求财富的社会风气是格格不入的，他厌恶镀金时代美国那种市侩而肮脏的政党游戏而宁愿放弃仕途，并最终落得精神抑郁而告老还乡。父亲的这种经历对年少威尔逊的影响颇大，在日后对经济大萧条的批判中，威尔逊所秉持的道德主义原则正是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的。 　　真正塑造威尔逊的知性气质和文学素养的导师，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蒂安?高斯教授。 　　高斯是普大历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社会经历极为丰富，早年曾在巴黎当新闻记者，与奥斯卡?王尔德是故交，也是率先报道德雷福斯间谍案的美国人，同时对欧洲文学的发展有着独到见解。 　　高斯要求学生学会在通读的基础上把握文学的本质和其时代背景的全貌，追求一种广阔的思想视野和对社会事务的敏锐反应。 　　因为唯有这样，以文学为职业的知识分子才可能在保持对外部事物的好奇心和追根溯源的驱动力的同时，保持思维的生机勃勃和流动性。正是在高斯的言传身教下，年轻的威尔逊心中燃起了探寻文学真理和社会事务的热情，他曾坦承，高斯的智性魅力是激发他走上文学之旅的最重要领路人，同时他们也维持了一生的书信往来，铸就一段师生情谊的佳话。 　　高斯对威尔逊的影响还体现在对文学作品或是历史著作中人之作用的看法。 　　高斯深受意大利哲人维柯的影响，强调个人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如果把历史进程中人的位置放大，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不过是人类奋斗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场地。” 高斯把文学视作人类争取思想自由的利器，而历史的书写则成为一种实践历史的崇高道德手段，因为“语言和文学代表着人类不间断地获取思想斗争的历程，这些思想一旦付诸行动就会逐渐成为文明进步的象征”。 　　威尔逊在日后实践他的文学批评或是历史写作中，都一再突出了这种历史观的文化进步意义。从论述西欧象征主义文学潮流的《阿克瑟尔的城堡》，到试图展示马克思主义思想起源的《到芬兰车站》， 无论是在塑造现代派象征主义作家内心世界的波澜，抑或是刻画马克思或列宁作为思想革命的偶像时，威尔逊心中始终没有舍弃对“人”的思想的锻造能力的深刻描绘。这也解释了威尔逊在《到芬兰车站》中的开篇部分，为何以大量的历史细节，描绘了维柯的思想，强调他对19世纪历史学家米什莱历史观念的极大影响，并付诸对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书写之中。 　　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威尔逊或许会继续在校园追寻他的文学鉴赏之路，但是战争改变了人生路标。“一战”的爆发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进程，也让整整一代西方知识精英陷入浩劫，尽管在开始的时候，一切依然以道德和荣誉为开场白。 　　和同龄人相仿，威尔逊响应了老校长的呼唤，投笔从戎，在1918年成为美国欧洲远征军中的一员，得以亲眼目睹野蛮战争给予欧洲文明的浩劫和毁灭性打击。 　　战后威尔逊并没有趋同同时代的美国文学青年去巴黎朝圣的集体时髦，而是安心在纽约从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