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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泽厚的“实用理性” 　　摘 要：李泽厚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实用理性”的特征，即没有超越性，是一种经验合理性，并且是一个不断地向前推进的过程。这种观点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利用西方哲学的资源分析实用理性，对其内涵、作用等方面提出了质疑。 　　关键词：实用理性；经验合理性；经验情感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1-0089-02 　　在《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等著作中，李泽厚提出中国文化是“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的论断，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这里我们将关注前一个问题，从西方哲学的视角，尝试探讨李泽厚关于“实用理性”的论断。 　　李泽厚对实用理性的界定是：“实用理性正是这种‘经验合理性’的哲学概括。中国哲学和文化特征之一，是不承认先验理性，不把理性摆在最高位置。理性只是工具，‘实用理性’以服务人类生存为最终目的，它不但没有超越性，而且不脱离经验和历史。……‘实用理性’使古代中国的技艺非常发达，但始终没有产生古希腊的数学公理系统和抽象思辨的哲学，所以，它在现代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但也因为它的实用性格，当它发现抽象思辨和科学系统有益于人的时候，便注意自己文化的弱点而努力去接受和吸取。”[1]这就是说，实用理性具有如下特征：没有超越性、不脱离经验和历史、是一种经验合理性；但是当它发现抽象思辨和科学系统有益于人的时候，便注意自己文化的弱点而努力去接受和吸取。这里李泽厚将实用理性和抽象思辨区分开来，他认为，实用理性之所以和抽象思辨不同，是因为抽象思辨是一种先验理性，它具有超越性，脱离经验和历史，这一点是和实用理性截然相对的。所以，如果实用理性吸收抽象思辨，它将具有先验理性和超越性的特征，两个相互冲突的特征将聚集在一个事物身上，那么，这时的实用理性还能不能称为实用理性？它此时已经不再符合作者所说的实用理性的特征：没有超越性、不脱离经验和历史、是一种经验合理性。从而，这种对实用理性的界定――吸收了超越性的实用理性将是自相矛盾的。 　　李泽厚说实用理性使古代中国的技艺非常发达，这里的技艺应该是在《美的历程》中提到的绘画、雕塑、书法等。但事实上，西方国家缺少所谓的实用理性，其技艺也许比中国的还要发达，无论是绘画、雕塑、音乐都不逊色于中国。他又说，当实用理性发现抽象思辨和科学系统有益于人的时候，便注意自己文化的弱点而努力去接受和吸取。从历史事实看，早期中国学西方并不是由于实用理性而主动接受外来文化的。事实上，旧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排斥很强烈，只是到了非变革不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时候，才发生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从历史角度看，民族之间的相遇通常是一场民族体力的较量：经济、政治、军事体力强的民族盘剥、同化体力弱的民族，即便这个民族的精神力量并不虚弱。”[2]也就是说，如果说实用理性吸收了思辨理性的优点的话，也绝不是由于它的包容性，而是由于后者的强势而盘剥、同化了前者。中国人学西方固然是因为抽象思辨和科学系统更有益处，但不是主动学习，而是遭受欺凌之后不得已才放弃原来盲目排外的自大姿态，从而去接受西方文化。而且中国早期学习的只是西方的工业技术，对精神文明的学习要晚得多。所以，李泽厚对实用理性独特作用的论述是有问题的。 　　李泽厚对实用理性吸收抽象思辨和科学系统的合理性做了论证：“‘实用理性’……不是指某些一成不变的模式或形式，而是指一个活生生的过程中的结构原则或创造原则。……它本身乃是一个不断展开、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1]在这里，实用理性被赋予一种可变化的结构、系统。我们将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分析李泽厚的论述，因为李泽厚既然想要赋予实用理性以现代意义，并且和西方精神做比较，我们就有理由用西方哲学的资源去分析它。从结构主义的立场看，实用理性之为实用理性，或者因其结构，或者因其要素。根据结构主义的原则，只是由于结构，要素才获得其意义、功能、性质，才能成为某一系统中的要素。系统与系统之间没有重叠关系，要素不能既属于一个系统又属于另一个系统，每一个系统都有其独特的结构原则，这些原则之间不存在继承、融合关系，从一个系统到另一个系统之间的变化是跨越断裂层的“飞跃”。就是说，结构与结构之间只有共时性，没有历时性。李泽厚认为实用理性的模式在不断变化，而从结构主义的立场看，结构发生变化了的实用理性已经不再是实用理性。如果要回答结构主义的质疑，这种关于实用理性的论述显然还要进行更加深入和系统的思考。 　　李泽厚在谈到实用理性时说：“去创造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理想世界，在地上建立天国，实现大同太平，这构成了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伟大的使命感。这使命虽属人事，却关乎天命。因为这种使命感并不只是纯粹的主观意愿和主观理想，而是来自于一种宇宙律令，一种神圣的召唤或天职。中国知识分子勇于献身的热情及其信仰心态绝不亚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