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诉讼是强化对执政党监督的可行之策的研究.docVIP

宪法诉讼是强化对执政党监督的可行之策 　　摘要：目前，党员领导干部腐败导致的国家被害情况十分严重，财富正在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社会心态趋向失衡，反腐败措施到位率甚低，监督机制亟待完善。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一方面应当确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还必须从法律制度上对执政党作出严格、严肃、严密的制约。如果中国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成员违背宪法，除了应当受到党内的纪律处分外，还必须受到宪法的制裁，承担违宪的责任。宪法诉讼是强化对执政党制约的可行之策之一。 　　据悉，从2001年2月起，中央党校组织全国21所省市党校开展了大规模的党建调查。调查中发现，近年来，我国党政领导干部在党政“一把手”位置上犯错误、出问题的比率较高。如浙江省从1995年至2001年4月，全省70多个县(市)的“一把手”受处分的就有32人，免于处分的2人，还有5人正在查处中。①应当承认，近年来我国对犯罪、犯错误的党政干部的处分是不轻的，被判处死刑的案例已经出现。笔者认为，国家加强对党政机关的监督，及时查处党政官员的腐败案件完全正确、十分必要，但是，仅限于此又是不够的。严刑峻法对党政官员的腐败只能起到敲警钟的作用，其并不能从根本上阻遏腐败的蔓延。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掌着国家的权力，长期的执政党地位使相当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产生了超常态的权力优势与权力欲望，以为只要有权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似乎手中的权力随便怎么用都可以;误以为只要确保上级能够授予权力，手里的权力就不会丢失。而社会发展的严峻现实是：垄断权力与垄断市场、垄断所有制同样都是不能长久的，处于执政地位并不等于能够正确运用权力，不在实质意义上接受监督的绝对权力必然走向反面，前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从爱护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出发，一方面应当汲取前苏联及东欧党建失误的教训，尽快解决执政党建设理论研究滞后等问题，由内而外地防止因为亡党而导致国家的衰败;另一方面，还应当建立由外而内的制约机制，在宪法中明确对执政党的实施监督的权力设置，明确全国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具有依法制约执政党及其各级组织违宪行为的权力，授予人民法院审理并独立裁判执政党违宪行为案件的职能。 　　一、党员领导干部腐败导致的国家被害情况十分严重 　　世界上有一门以被害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被害人学。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数学者以为被害的主体仅仅是自然人、法人(单位)，而对国家被害关注不够。其实，相当一部分犯罪并不以自然人或单位作为侵害对象，而将侵害的矛头直指主权国家。从表面上看，似乎贩毒、走私、伪造货币、逃税、套汇、贪污、贿赂等犯罪并没有被害人，而实质上国家是此类犯罪的被害主体。以走私为例，大规模的走私活动虽能使局部区域产生一时的经济繁荣景象，但是，从整体上看民族工业受冲击，国家税收流失，经济秩序混乱则是铁的事实。国家被害增多是现代犯罪的突出特点之一，能够以国家为被害人进行犯罪的大多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凡是有正常思维的人都明晓，在收取“管理费”之后使色情业“封闭”经营之举只有在党政要员的统一指挥之下才能实施。当然，国家被害的犯罪主体也可以是社会的一般成员，但是，在我国有能力对国家构成实质性威胁的主要是腐败了的党政领导干部。换句话说，国家被害主要是公共权力私有化的结果。以走私为例，不具有公共权力的人充其量只能进行小规模走私;政府担保贷款、武装掩护出入境、垄断报关业务等类型的大规模走私，只有手中握有公共权力的人才能实施。某些权势人物对“敏感”问题的决策，则惯用“集体决定”的办法摆脱个人责任，而这里所说的“集体”往往是被少数人把持的名义上的党委，有时身居党内要职者暗中指挥或唆使地方政府做出错误的决定，自己仍然可以官运亨通。据新华社报道，陕西省洋县是一个只有40万人口的贫困县，在原县委书记邱军的主持下，在其升任汉中市副市长前的13个月内提拔调整科级干部800多人，超编307人。其中，仅1996年4月18日晚的县委常委会，一次就提拔了480多名科级干部。②应当说，选拔干部是党委的职责，但是，基层干部编制的职数是由上级政府职能部门控制的。一个县级的党委居然可以突破行政规定批量化地提拔干部的事实，至少可以给我们如下启示：其一，党委的权力过大，以至出现了基层党委做出错误的决定时上级无法制约或纠正的局面;其二，党内第一把手的权力过大，名义上集体讨论决定的事项往往掩盖了第一把手的独断专行：其三，实际上党委决定的事却交付行政职能部门(如人事机构)执行，党委在客观上逃避了责任;其四，除了党内的纪律检查部门之外，其他人或者机构无法对党委决定的合法性实施监督，而纪检委又位居党内第一把手之下，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以上四条是从制度方面得出的思考，当然，批量化地提拔干部对党内第一把手及其党委成员都是有利益可得的，民谣所言“想要富，动干部”以及大量买官卖官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