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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平台行政法律责任边界何在 　　平台无法控制所有的用户内容，如果要求平台对所有的用户违法行为承担责任，可能陷入全行业普遍性违法和监管部门选择性执法的困境 　　阿里巴巴因网络平台存在违法违禁商品而被工商总局警示；饿了么因平台商家违法而被食药监部门处罚；而广受争论的“快播”，在其管理者因传播淫秽视频受到刑事追诉之前，也因用户分享侵权、淫秽视频而分别被监管部门罚款2.6亿元和吊销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近年来，网络交易平台发展迅猛，势如燎原。然而，对于用户的行政违法行为，平台何时需要承担责任？在尽到何种审查义务后可以免除责任？目前尚缺乏合理、明晰的规定。这种缺失使得平台日渐暴露大量的合规风险。 　　个案处理的公平性暂且不论，围绕上述案例的公共讨论暴露出需要正视的问题：平台无法控制所有的用户内容，如果要求平台对所有的用户违法行为承担责任，势必陷入全行业普遍性违法和监管部门选择性执法的困境。 　　这既无法令人信服，也增加了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此，必须为平台经营活动的合法和违法划定一条合理、清晰的界限。 平台民事责任明晰 　　网络平台型经济的特点在于它自身不直接提供某种内容，而是在平台上存储、链接或传送源自第三方的内容，或者为第三方提供基于互联网的服务。这种开放性使平台能够迅速聚合大量资源，就此形成双边或多边市场效应，获得迅速增长。 　　但是，这一商业模式也面临法律难题：平台上的内容由用户创造，并经系统自动生成展示，平台没有技术能力主动、全面控制。那么，一旦用户内容构成侵权、行政违法甚至犯罪，平台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统合考量公共目标和平台的技术能力，既督促平台规范其用户行为，从而整饬市场秩序；又避免要求平台承担其技术能力以外的审核义务，从而影响产业发展。 　　实际上，我国《侵权责任法》等民事领域的立法吸收了域外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并经相关司法解释和裁判案例细化，使得平台何时需要对用户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有了较为统一、合理的规定。但对于用户的行政违法行为，目前尚缺乏合理、明晰的规定。 不确定的行政法律责任 　　由于缺乏统一规范，现行有关平台行政责任的规定散见于《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食品安全法》、《广告法》等法律法规，它们规定，如果平台“发现”，或“明知或应知”用户内容违法时，需要采取行动予以处理，否则将被行政处罚。单就文本而言，这些规定并无特别之处。但是，透过监管部门的解释，上述规范被理解为平台需要普遍地主动监控用户的交易内容。 　　这一体制与平台对用户内容的民事责任大相径庭，尽管两者的法律文本高度相似：《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共识是，该规范并非要求平台承担普遍性主动审查的义务――针对海量信息，平台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一般情况下，平台根据被侵权人的通知及时删除侵权内容即可获得责任豁免。 　　两大部门法的这种差异存在法理上的困惑，因为，比较而言，民事侵权领域对作为第三方的平台施加责任以保护受害者的紧迫性似乎更为强烈：当用户内容侵犯他人民事权利时，被侵权人作为私人主体更为脆弱，它仅拥有有限资源和间接法律手段――向法院起诉，去追究直接侵权人；相反，当用户内容违反监管规则时，执法部门拥有更多的资源和直接的法律手段――行政处罚，去追究直接违法者。实际上，意识到这一点，一些域外法治发达国家的立法和实践构成了相反的趋势――对平台追究行政或刑事等公法责任的条件更为严格。 　　在严格的责任体系下，网络交易平台纷纷建立自动审核和人工相结合的内控机制，但巨大的投入却不能消除高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根源于普遍性主动审查模式带来的不确定性：在“通知-删除”规则下，平台的注意义务相对确定――接到通知后及时删除侵权内容，并建立规则惩罚那些恶意侵权的用户，就可以免除责任；但在普遍性主动监控规则下，达到何种程度可免除责任方面难以找到一个明确、清晰的标准。因为，即使穷尽现有技术手段，平台也不可能完全消除网站上的违法内容――针对海量内容，平台或可以初步过滤掉一些明显违法的内容，但对大量较为隐蔽的违法行为不可能全面监控。更具挑战的是，《食品安全法》、《广告法》等是如此复杂，监管部门被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亦不在少数，如何仰赖一个软件去判断？ 监管为减压强化平台责任 　　两大部门法在责任机制上的分道扬镳很大程度上源于法律实施机制的差异：在民事领域，平台应当承担何种注意义务由法院判断，其地位中立、超脱于争议双方，能够较多地考虑技术现实和利益平衡的需要。与此相反，行政领域的规范，首先由行政机关进行解释。身负监管压力，又受资源和预算的约束，监管部门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