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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与香山慈幼院 　　北京香山慈幼院总部位于北京香山静宜园。这所慈善性质的平民学校，与中国近代史有着不解之缘。说到香山慈幼院就不能不提到它的创办人熊希龄。 　　熊希龄，清末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职责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帮皇帝起草诏书，相当于皇帝的秘书），曾与谭嗣同、梁启超等致力于维新变法，民国初年出任财政总长、国务总理。 　　执着的教育救国论者 　　熊希龄年轻时曾热心政治，幻想通过政治使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而当他踏进名曰民国实则北洋军阀操控的政治泥潭后，发现自己寄予无限希望的政治体系竟如此腐败和反动。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高让他脱靴挂印，拂袖而去，搞起了社会慈善福利事业，挑起了中华慈善联合会主任、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的担子，同时还从事教育事业，任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长。 　　1917年，直隶、京畿发生特大水灾，受灾面积达103个县，灾民超过600万。当时政府责成熊希龄主持赈灾。他所到之处，哀鸿遍野，无家可归的孩子，有的四处流浪，与野狗争食，有的头插草标，被当作廉价货物买卖。熊希龄费尽千辛万苦筹措来资金，在北京设立两所临时性的慈幼局，收养了1000多个孩子，准备等水患过后，将这些孩子送回家。可是，1918年4月水患后，各地亲属及社会人士领走800多个孩子，最后仍剩下200多个孩子无人认领。熊希龄即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机构，继续收养这些孤苦无依的儿童，并把机构设在了北京香山静宜园内，取名香山慈幼院（以下称香慈）。 　　熊希龄仕途救国的幻想破灭后，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了教育救国。当时，中华民族已处于最危急的时刻，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技救国的议论满天飞，甚至有“改造人种救国论”，当然也有倡导共产主义救国的中国共产党。熊希龄曾游历欧美，他持教育救国论并捐出家产大洋27.5万余元、白银6.2万两创办香慈。随着历史的演进，出乎创办者的意料，这所香慈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 　　熊希龄把香慈的师资力量定为三三制组合：三分之一本土资深教师、三分之一本土师范学院毕业生、三分之一海归派。这使教师队伍除了有成熟的教学经验外，还有活跃的求新思想，在授予学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辅以西方的进步思潮元素。熊希龄中西合璧的教育方式，为千百年来禁锢于“子曰诗云”的中国孩子打开了一扇窗，让西方新思想的阳光照耀进来，将学生们一把拽到了世界的前沿，让他们擦亮双眼看社会，引导他们用自己的脑和心感知世界，而不再是匍匐在地的忠臣孝子。 　　世外桃源 　　香慈始建于1919年，那个春天，熊希龄精心打造的这个杰作，从校舍、教学设备这些硬件建设，到师资、教育理念这些软件建设都要跟国际接轨，都将是中国一流。 　　在熊先生的严格要求下，静宜园大兴土木，建起了男女两校，一排排白墙青瓦的校舍比肩而起，各司其职。有教室、宿舍、理化馆、图书馆、运动场所、医院、食堂，以及为学生学习技艺准备的工场、农场、商场等各项配套设施。 　　在男校内，熊希龄还设置了幼稚园，在女校内设置“小家庭”（也相当于幼稚园），学龄前儿童先安置在这两处养育。香慈院内还附属有邮电局、银行和商店，还有可自己供电的发电厂。有了这一切，香慈完全可以在那个纷乱的世界里关起大门，自成春秋。 　　香慈招收的第一批师资力量足以说明熊希龄抓软件建设的“高大上”。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天津当时的顶尖学校，以及师范学院的优秀毕业生，还有海外名校归来的留学生。如此超豪华阵容，别说在全民文盲率高达百分之九十的旧中国，就是在今天，也绝不会输给任何一所一流的中小学校。学生们补了一个学期的课，便投入分班考试。 　　1920年10月，开院仪式在学校操场如期举行。700多个孩子身着统一制服，按照不同班级分片落座。那天，有300多名社会名流云集香慈，还有好几个外国人。几位发言的重量级嘉宾，显示着香慈在当时受社会重视的程度―― 　　致贺词人一，香慈董事长、清末户部尚书、袁世凯设立的清史馆总裁赵尔撰。 　　致贺词人二，直隶省省长。 　　致贺词人三，荷兰驻华公使。 　　报告人，熊希龄。 　　为了保证新式教育体制真正落实到位，香慈还成立了一个评议会，聘请了当时北京教育界最有学识最有经验的知名人士为会员，以监督研究解决这种崭新教育模式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 　　评议会会员名单―― 　　蒋梦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部长、行政院秘书长，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胡适：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顾兆熊：北大教务长，北京教育会会长 　　沈兼士：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教育学家 　　黎锦熙：中国语言文字学家、语文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三次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张伯苓：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等系列学校创办人，周恩来、曹禺、陈省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