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金融的兴衰.docVIP

寺院金融的兴衰 　　寺院金融 　　寺院金融始于魏晋，兴盛于南北朝，维持于唐中叶前，唐中叶后加速走向衰落。 　　魏晋以后几百年的战乱和分裂，既摧毁了民间商业，也使得政府信用和儒家伦理信用下降到极点，传统的借贷主体――政府和富商大贾无以为继，而基于家族、宗族关系的士族地主金融和建立在宗教信用基础上的寺院金融异军突起，成为乱世金融的主体。其中，以寺院金融的作用更为突出。 　　到南北朝时期，随着寺院经济的发达，寺院金融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专门管理寺院财产的机构――“寺库”，已不仅是一个简单的保管财物的仓库，而是成为了寺院实践自利利他、济世救人、普度众生理念的基地，并为寺院实行有偿借贷、开展金融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寺库”作为中国金融史上最早的大规模从事多种类业务的金融机构，开创了后世典当业、存钱保管业、汇兑业、拍卖业等先河，是明清当铺、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的鼻祖。柯林斯 （Collins） 将僧人们视为管理寺院公共财产的集体企业家，认为僧侣们不仅开辟了土地交易的市场， 而且组织了中国最早的金融市场。 　　隋唐时期寺院金融的规模更大。创立“三阶教”的信行法师（公元540―594年）在长安化度寺创立了新的金融机构――“无尽藏院”，将信徒奉献的财物贷与他人，用以救急济难。信行认为单独所行的布施量虽多功德却少，若通过无尽藏汇聚力量，无论布施多么微少，都可不问贫富贵贱、僧俗，互相融通。无尽藏设有十六种无尽藏施（信徒施舍的内容），不限于钱谷，还可以施舍香火灯烛，音声钟呗，房舍床座，甚至还可以施舍劳动。仅饮食一项，就列入了粳米、糯米、面粉、柴、厨具、调料、蜂蜜、酪、瓜菜等等。他把各位信徒的少量供物合在一起，使其价值和宗教功效得以倍增。正是这种广泛的施舍，为三阶教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为其开展金融性的“无尽藏”，即发挥类似现代银行的功能奠定了基础。 　　唐中叶以后，大一统国家的力量增强，皇权无法容忍寺院经济的膨胀发展，新兴庶族地主也无法容忍包括寺院在内的士族地主的各种特权，佛教寺院经营环境严重恶化，直接导致了寺院金融的衰败和民间金融的复兴。隋唐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有力地维持了社会秩序，带来商业的空前繁荣，并进一步促进了民间金融的发达。在学习寺院金融的基础上，民间金融广泛开展起典当、保管和存款支付、“飞钱”汇兑等业务，并在唐中叶后取代寺院金融成为新时期金融的主体，建立起较寺院金融更强的竞争优势。 　　寺院金融的核心――借贷 　　尽管存、贷、保、汇、兑五大业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寺院金融中已具雏形，但其主要业务还是借贷。寺院借贷主要有 “质举”和“举贷”两种形式。 　　“质举”，即后世常说的典当，唐时称“僦柜质钱”，是债权人为了减少放债风险， 要求债务人提供一定的财物作担保的借贷形式。同时，质押借贷产生了最早的信用机构――质库，或称长生库、当铺、典当等，历代称谓不同。 　　“举贷”，亦称“出责”，是民间一种常见的无需抵押而通过契约进行的借贷形式。它建立在债务人个人信用之上，只以券契为凭，债务与债权关系的维系以券契的存在为前提，券契一毁，债权、债务便算了结。 　　寺院借贷中的信用放款大多发生在僧人个人与借贷者之间，而质押放款则大多发生在寺院和借贷者之间。这是非常符合情理的，因为经营质押放贷需要场地和大量的管理技术人员，对个人经营成本过高。同时，质押放贷面对的人群更广，这使其放贷形成的资产风险非常复杂，对于个人经营者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因此，以“典当”为代表的质押放款只适合于寺院集体来经营，而信用放款虽然对社会和个人信用的发达程度有相当高的要求，但是它的执行成本并不高，更适合僧侣个人来经营。 　　质举 　　南北朝时期，质举在民间已很普遍。东晋、宋、齐还只是拥有财富之家（他们富于土地、房产、资财，能够有效地安置各类“质”物）偶然兼营此业，尚未设置专门的机构收质取利。从现有史料来看，最早设置专门机构经营质举业的是南齐的佛寺。 　　寺院置库收质，从南朝开始就已有较为详密的管理制度。寺库在制度上要求对每一笔质举业务都必须记录上账，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难免会有违背制度、粗心大意的事情发生。 　　南北朝寺院的典质事务相当发达。首先表现在放款对象的复杂化上，从用束苎质钱的平民百姓到用黄金质钱的富豪大族，再到达官显贵。其次是抵押品，即质物的多样化。如齐司徒褚渊曾以“介帻”、“犀导”、“所乘黄牛”等到建康招提寺质钱。梁处士庾诜为帮助邻人，“乃以书质钱二万”。北魏的李元忠，退休后不事家产，客至，“使婢卷两褥以质酒肉”。 　　关于“质”物价值的评估，《小乘律》中的“两倍而纳其质”正是后世典当业的常制――“值十之物，只当四五”，或“值十当五”。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具体产品可能就要在此间上下浮动。 　　质押放贷的利率普遍是月息五分，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