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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头下的影像生存 这一阵，晚饭后太热不适宜散步，常看案件聚焦一类的节目，那些主持人大都长的比较严肃，满脸的义正言辞，从道德和法律的角度剖析犯罪者的斑斑劣迹。而那些做了坏事或荒唐事的老兄，大都是哭哭啼啼讲述自己对法律的无知。看了几期，节目套路和中国老百姓的法制观念都如出一辙的僵化。解说词倒是越写越吊观众胃口，可看着看着发现警察破案似乎简单到小儿都可以胜任，只需死盯着那些安装在马路、地铁、小区、商场、地铁、办公大楼，无所不在的摄像探头监视器，就可查找到疑犯的踪迹。 突然想起今年年初时参与草台班的一部戏“不安的石头”，导演赵川让演员只穿了一条短裤，并神经质的开始一大段的独白，“……他们要看我走路，要看我拐弯。他们要看我又走在一条路上，要看我再走在一条路上。他们要看我过马路，要看我又过一次马路，要看我再过一次马路。他们要看我推门进去，要看我推门进来。他们要看我又拐个弯，要看我再拐个弯，又拐个弯，再拐个弯，再拐个弯，又拐个弯。他们要看我进电梯，还要看我出电梯，当然也要看我在电梯里。这些摄像探头，先是装在重要地方，重要日子，重要时间，然后装在任何地方，任何角度，任何日子，任何时间。现在它们已装在日益败坏、日益不安、日益不受尊重和日益没法信任的空气里……”我们在排这段戏前，导演让那演员数一下从家里到剧场大概近1个小时的路程上会经过多少的摄像探头，数字是43个。真的，无论你是蓄谋已久的，还是偶遇恶性事件，你只要还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就像实验室的小老鼠，逃不出医师们的法眼。 监控探头作为国家对不法分子的取证，最近在中国人民的智慧下又转换主体，变成人民对利益集团不法活动的取证工具。新近败露的上海法官集体嫖娼案就是由一位对某法官心存不满的陈某某从长达100多个小时的录像证据中，将那几个法官去酒楼吃饭、唱歌及度假村接受异性陪侍的场景，剪辑成8分钟视频发布到互联网而成。可见谁掌握核心武器，谁就拥有话语权这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如果谁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拥有照相设备，也基本属于这个范畴。曾获得普利策奖的华裔摄影家刘香成近期在中华艺术宫举办的摄影展“中国梦，三十年”。他用115张照片编制了三十五年的中国历史。那些黑白照片始于1976年，毛泽东逝世不久，27岁的刘香成作为《时代》周刊首任驻京摄影师来到了中国。在珠江边，他拍下了晨练的老人戴着黑纱打太极拳的照片，刘香成说，“新时代已经到来了，我想要报道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刘香成的镜头下，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细节成为主体：天安门广场上女青年为高考恢复而彻夜复习；一对新人手捧鲜花拍半身结婚照，新娘只穿了半身婚纱，下面仍是普通的黑色长裤；正在练习打靶的民兵身边，有妇人正在做着女红；时髦机车青年摆出“地狱天使”的造型……他镜头下的中国老百姓，在工作，在恋爱，在休息，看似琐碎、庸常、个人化，但组成了一个社会从集体主义到个人解放的难得样本。摄影评论家顾铮认为，刘香成的摄影最显著的特点是“现场感”，而当时中国的摄影观念里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没有现场感，只有舞台感”。刘香成的新闻摄影作品所冲击的，就是这么一种僵化、范式性、虚假的东西。处于镜头前面的包括人在内的所有事物，都只是一种材料，一种被用于构成宣传口号的照片，构成了他们所需要的“历史”的素材而已。刘香成的这些照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警告我们，个体在面对程式化的强大局面时，开创并坚守自己理解的那些个真相，说不定哪时哪刻你就会成为掀翻陈旧磐石的力量。 突发奇想！不知去什么机构才能够调回自己一天生活的那些影像片段？剪个片子，做个展览。要不寻着那陈某某的思路，把得罪我的人的行踪也找到，或者还能发现什么天下奇闻，也未可知呢！想想怪可怕的。可是不想，这些事难道就都不存在了吗？记得2006年第一次去台北时，在中正纪念堂附近的一个小巷子里有大标语刷着此地有“24小时摄像监控”。当时的上海，监控探头还不像现在如此密集，所以惊诧在这样的小巷使用监控，还需要发出公告。现今，上海如有哪个小区不装探头的话，业主应该都不会安心入住吧。近十年时间，变化的是时空、地理，还是我们的心理。话说，有怎样的过去，就会有怎样的现在。我们的现在其实是被过去所决定的。遗留在我们身上的僵化基因能够被改变吗？还是我们已经不习惯不在探头下的生活，并成就另一种影像生存？或者，总有―天，连人类的基因也会习惯探头包围下的生活。 本期话题 如今人人都是摄影师，王婆随手拍解救大龄青年，宅男扛着长枪大炮满街窜，各种滤镜效果只照得出白富美。器材已经没有竞争力，技术也完全不是问题。在这个图片泛滥的时代，审美和审丑能力都值得反思，你如何界定一张照片是好照片的？ ◆Masuly网站运营 单纯一张照片的好坏很容易界定。单幅照片，其本质就是一件二维视觉作品。当抛开一切技术、表现手法、形而上学之后，最根本的优劣衡量矩尺是：是否能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