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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调查 　　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日常生活的考察，我们看到，他们不仅仅是劳动者，也是有着权利诉求的公民，更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 　　新生代农民工究竟“新”在哪里？他们区别于父辈的特性是什么？他们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和稳定有何影响？为了进一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课题组在上海市进行了一次覆盖全市范围的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909份，其中有效问卷906份，有效率为99.7%。 　　调查显示：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私密空间与生活质量，居住空间从生产场所向社区转移；权利意识更加清晰，更接近公民人格；融入城市的愿望较为强烈，汇款占收入的比例大幅下降，就地消费比重提高，具有更强的移民倾向。 　　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日常生活的考察，我们看到，他们不仅仅是劳动者，也是有着权利诉求的公民，更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作为劳动者，他们要求的是收入和福利；作为公民，他们要求的是权利；作为人，他们要求的是尊严。而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恰恰是我们以往的城市化道路和分配体系所忽略的。 　　更注重寻求个人发展 　　906名受访者平均年龄为29岁，其中男性占69.5%，已婚有配偶人员超过半数，达到56.4%。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不仅高于他们的父辈，而且也高于外出务工人员的平均水平：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数只有42.8%，持高中和中专学历者多达41.2%。 　　从问卷和访谈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来沪务工的动机是复杂多元的：既有迫于生存压力的，也有为了获得更高收入的，还有为了实现梦想、增长见识或体验城市生活的。 　　虽然生存取向的经济动因仍然居于主导地位，有65.1%的受访者将“赚钱养家”作为自己来沪工作的首要动因，但是选择“过城市生活”、“见见世面”、“寻找发展机会”和“为前途考虑”等非经济动因的受访者也多达33.2%，其中“寻找发展机会”占16.2%，仅次于“赚钱养家”。 　　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动机正在由提高家庭收入向寻求个人发展转变。他们外出务工的动机与父辈已经呈现一定的差异，即从生存取向转向发展取向，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 　　有62.9%的人来到上海后打过1-2份工，29.9%的人打过3-5份工，打过5份工以上的仅为7.2%，这反映出外地来沪人员的求职与实际工作过程较为稳定，能够很快找到工作并长期从事。 　　63.2%的外来人员签订了1年及以上期限的劳动合同，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1年以下劳动合同的只占21.5%，无劳动合同的占7.2%。这反映出无劳动合同的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建筑业工人无劳动合同的情况较为多见，其待遇和保障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 　　制造业和建筑业仍然是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主要行业，但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正成为他们的就业新趋向。商业服务人员是所有工作种类中比例最高的，达到了25.5%。同时，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也达到了25.2%。 　　被访者平均每周工作5.6天，每天工作9.28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或7天的占到总人数的61%，每日工作8小时以上的占到53.5%，加班和超时工作的情况较为普遍。 　　有77.4%的受访者认为，“没有技术”和“学历过低”已成为外来务工人员求职过程中最主要的障碍。外来务工人员也很少接受学校正规教育之外的培训，86.7%的受访者表示没有接受过农业培训，84.6%的人没有接受过非农培训，仅有29.9%的人有过学徒工经验。 　　问卷调查和访谈都发现，与父辈农民工主要居住在集体宿舍或生产经营场所不同，只有50.1%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工人宿舍中，有41%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与他人合租房屋或是独立租房。他们不仅将住房作为一个遮风避雨的居住空间，也将其视为一个体现个性的私人空间。 　　通过走访新生代农民工的住处，我们发现：青年农民工往往对房间进行了精心的、个性化的布置，尤其是女性农民工，她们不是将出租房视为一个临时居所，而是倾向于将其布置为一个温馨的家。 　　对于他们而言，宿舍不是一个理想的居住场所，一则因为存在较多的纪律约束，二是无法拥有个人隐私。但独立租房的成本又太高，于是群租成为多数人的优先选择。值得关注的是，4.3%的受访者（39人）拥有自购房，这表明外来务工人员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经济分化。 　　压力大，权利意识更强烈 　　46.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所从事工作的劳动压力“很大”或“较大”。同时，有50.9%的受访者认为，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主要是由于工作压力过大所致。这些数据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中可能存在紧张情绪，普遍的劳动和工作压力如果不能及时疏导，可能会在特定条件下转化为过激行为。 　　面对巨大的压力，略多于1/3（36.4%）的受访者，以听音乐作为舒缓压力的首要方法，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