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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和她的破败梁庄 　　梁庄在河南邓州。 　　因为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的出版，这个普通的村庄，逐渐被外人知晓。 　　乡村田野调查，在中国有着久远的传统。近代费孝通的“江村”、晏阳初的“定县”、梁漱溟的“邹平”、陶行知的“晓庄”，记载了上世纪初的中国乡村面貌。在漫长的空白之后，于建嵘的“岳村”和梁鸿的“梁庄”，从不同侧面，记载了当代中国乡村转型时期的变迁。 　　梁鸿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她的“梁庄”，由2013年3月出版的《出梁庄记》和2010年11月出版的《中国在梁庄》组成。 　　在《中国在梁庄》里，通过5个月的回乡调查采访，梁鸿还原了梁庄近40年来的变迁故事，真实记录了农村的破败和荒芜过程；在《出梁庄记》里，梁鸿讲述了30年里三代农民工在城市谋生的故事。 　　春天的梁庄，被麦地、绿树包围，郁郁葱葱。但进了村子，水泥路面遍地垃圾，车一开过尘土飞扬。路两边树木落满灰尘，水沟丛生杂草，高得盖住了觅食的鸡鸭。村口的水塘被垃圾埋了一大半，剩下的水面上堆满厚厚的青苔、五颜六色的塑料袋，一头猪的尸体泡得肿胀，静静浮着，继续腐朽。 　　“我很意外，我生活的乡村会以这样的破败形式体现出来。”梁鸿说。 　　“六零年都是贼” 　　“她爷和三爷都是饿死的。” 梁鸿的父亲梁光正指着自家老宅后院里的两个土包，对笔者说。 　　梁庄所在的邓州出产小麦、棉花、烟草、辣椒、花生、芝麻，村里住着梁、韩、王、钱、周、张、袁、刘等姓氏，梁姓和韩姓人口最多。在两百多年的历史里，梁、韩家族，轮番做村庄的统治者。 　　灰瓦泥墙的房子是解放初期造的，大多数快塌了；黑瓦灰砖的房子属于上世纪60、70年代；红砖红瓦的房子建于上世纪80年代。一些高墙围住的两层楼房，是最近20年里盖的。 　　梁鸿家的老屋有3间，黑瓦灰砖。院墙已经坍塌，厨房被邻居改造成了厕所，房屋的一角也塌了，露出黑亮的大梁。邻居还开垦了前院，种上蚕豆、花菜、大葱。 　　梁鸿爷爷是1960年2月14日死的。政府搞集中养老，爷爷提着夜壶，背着被子，去了四天，结果饿死了，躺在薄席上抬了回来。梁光正在南阳修水库。“六零年都是贼，谁不偷饿死谁”。当时梁庄连一棵树都没有，树都砍掉“大炼钢铁”烧了，树叶都没得吃。 　　1960年，梁庄每天人均口粮从四两变成二两半。结果这年饿死了70人，家家户户都有人死。“大炼钢铁”留下的一个大坑里，堆满了饿死的人。 　　“当时粮食都在各大队粮仓里，放坏了也不让吃。梁光明是村里保管员，他家饿死人最多，爹妈、嫂子都饿死了。他二嫂半夜去偷麦子，被人打断了腿，他也不管，最后饿死了，侄女没人管，也饿死了。”梁光正回忆说。 　　那年夏天，麦收之后，梁庄人终于可以吃上粮食了。“结果又死了一批老年人，因为饿的时间长了，肠子饿细了，一吃多，就撑死了。” 　　1962年，梁家还是吃不饱饭，梁光正弄些碎烟叶，挑着担子到山区换粮食。没想到换的粮食在隔壁县让“四清”办公室没收了，“我哭一路，两手空空回了梁庄”。 　　“上学，逃离农村，改变命运” 　　1978年改革，土地承包责任制并没有给梁庄带来好运。梁庄“人多地少”，上世纪60年代人均一亩半地，到这时候只有人均八分。“靠种地只能吃上饭，手里没有闲钱，孩子上学、生活开支经常得跟别人借。”梁光正回忆说。 　　梁鸿是家里第五个孩子。母亲生了8个，第一个男孩夭折了，梁鸿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两个妹妹。梁光正要养活7个孩子，生活压力特别大。“庄稼一年种两季，小麦一季，接着种绿豆、玉米、芝麻、烟叶等经济作物。地少，这些农作物的收成连糊口都不够，家家贫困不说，一到春天就断粮。”梁光正说。为减轻经济压力，父母把梁鸿的大妹妹，送给了附近一家人。 　　所有的家长都会告诉孩子，只有好好上学，才能够变成城里人，转户口，有工作，能吃饱饭。 　　梁鸿至今很感激父亲。“我们家除了三姐在家照顾母亲外，其他孩子都上学。那时候我父亲满村借钱。因为我们老拖欠学杂费，一开学经常被罚站在门外边。我小妹妹也是中专毕业。我们这样的贫困家庭，3个孩子靠上学，逃离农村，变成城里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大姐是第一个离家的孩子。高中毕业后，她考上了南阳医专。“大姐9月份上学，我妈10月份病倒了。一个月10块钱的津贴，她节省下来五六块，贴补家用。”毕业后，大姐分配在邓州医院工作，转了城市户口，吃上商品粮，成为家里的榜样。 　　大姐经常给梁鸿写信。“有一次她写了带着着重号的一行字：‘只有上学才是我们的出路，只有上学才能让我们过上好生活。’在农村，过不了好生活，吃不饱饭，农村是愚昧、落后，只有逃离农村，才可能有好生活。” 　　梁鸿初中毕业，15岁时考上了邓州（邓县）师范学校（后改名为“南阳第四师范学校”）。18岁师范毕业，分配到邓州下面一所乡镇小学教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