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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者之歌 　　未曾想到，智利裔美国籍剧作家、小说家阿瑞尔·道夫曼（Ariel Dorfman）的办公室就在我所在的人类学系这栋楼上。书房的墙上，挂着两幅智利前总统、社会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的黑白照片。就在这里，我和这位享誉世界的作家交谈。道夫曼语速飞快、笑声爽朗，全然不像是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他打趣说，自己小时候总被父母训为“多动症”。 　　1973年，因为军事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上台，道夫曼被迫逃离祖国，先后去了巴黎、阿姆斯特丹和华盛顿，四海为家。1985年，道夫曼应邀来到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执教。彼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影响下，杜克正在成为美国新左派的重要阵营。弹指一挥间，道夫曼在小城达勒姆度过了近30个春秋。 　　美国南方温润的气候和丰茂的植被，使得生活节奏显得十分舒缓。但道夫曼并非安于一隅，其产出量惊人的作品活跃在美国、英国、韩国、南非、日本、中国等国舞台上，包括2007年由中国国家话剧院排演的代表作《死亡与少女》。 　　从《寡妇》到《燃烧的城市》，从《暴雨》到《炼狱》，“边界”和“身份”一直是道夫曼舞台作品和文学作品的主题。 两个国度、两种语言和“三位一体” 　　可以说，道夫曼自己的人生，就是一种流亡和救赎。他的父亲阿道夫和母亲泽利科维奇分别出生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后双双移民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在那里相识、结婚，于1942年5月生下道夫曼。 智利裔美国籍剧作家、小说家阿瑞尔·道夫曼。 　　道夫曼笑言：“这也许成了我人生的第一次流浪：因为我从未要求降临世间，也未能自由选择我的面容、与生俱来的敏感、绯红的肤色、父母以及祖国。”身为共产党员的阿道夫对苏联忠贞不渝，甚至用列宁的名字命名他的儿子：弗拉基米尔。 　　1944年，因为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父亲阿道夫遭到阿根廷政府的通缉，带着全家人逃亡到了美国。道夫曼迷恋上了英语，此后不断交替的两种语言见证了他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否定。在美国生活的10年中，道夫曼对“美国梦”抱有异常的好感。那时，美国一路高歌猛进、一派欣欣向荣。 　　道夫曼12岁那年，麦卡锡主义迫使父母再次逃离美国，漂洋过海来到智利。在轮船上，他认识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小说家托马斯·曼，立志成为像他那样的作家。 　　然而，骨子里已经浸淫了美国文化的道夫曼难以接受重返拉美的事实，心理上排斥西班牙语。他依恋着美国大众文化：从好莱坞电影到新奥尔良的黑人音乐家法兹·多米诺。直至阿连德领导的智利革命，道夫曼才逐渐意识到，正是大举扩张的美国文化传媒业覆灭了拉美的民族精神和魂魄，也正是资本主义的肆虐让南美生灵涂炭。 　　但他没有全然抛弃那个“北方的国度”，特别是让他一度痴迷的英语。他在自传《南行北望：双语的历程》里写道：“英语成为我亲近自我的工具，是我能够掌控的王国。” 　　因此，美国和智利对道夫曼具有不同的意味：美国的迅速崛起，昭示着舒适、安定和实力；智利的反叛，为他建构了另一种身份认同。道夫曼回忆说：“在那段风起潮涌的年代，拉美错综复杂的道路嵌入了我的内心，让我浸满了那里的人民、土地、食物、颜色—以及种种内心的拷问。” 　　1956年，道夫曼第一次听说了阿连德的名字。医生出身的议员阿连德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包括将铜、硝酸盐、铁等主要矿业以及工业、银行收归国有，将大农场的土地分给农民。 　　1970年，在此前3次总统选举中均告负的阿连德终于赢得了大选胜利。置身于拉莫内达宫广场上欢庆的人群，道夫曼决意走出逼仄的个人世界，拥抱这历史性的一页：“我不仅能改变不公正的世界，而且能改变我自己。我的生命不只是个人的自我实现。当你死去的时候，一切就不复存在了。但如果为了人性求索，死亡将难以为继。” 　　20世纪70年代的拉丁美洲，充满着蓬勃生机，也呈现着繁复多变的魔幻色彩。自这片“新大陆”被发现之日起，拉美的历史一直受制于西方国家。同其他新兴独立国家一样，智利希望找到新的发展路径。“谁能够为智利代言？”—这成了道夫曼关心的问题。 　　1968到1970年，道夫曼重返美国，在加州伯克利住了两年。这段校园生活让他意识到，美国新左派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与苏联、东欧等地的传统左派相去甚远，女性主义思潮、环保运动、跨性别的艺术实践，不再是政权更迭之下的政治角力，而是试图回归人性。 　　在阿连德执政时期，道夫曼担任其参谋长的文化顾问。他坚定地推行多元文化，努力打破资本主义一统江山的局面。他写下《如何阅读唐老鸭》一书。在这部被称为“去殖民主义手册”的文化批判著作中，道夫曼提出：迪斯尼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积极传播者。“迪斯尼通过展现普通人和他们生活中的问题，将人们的日常世界殖民化。”时至今日，多元文化和去殖民主义，仍然是拉美艺术家的重要实践指向。 　　然而，好景不长。阿连德执政不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