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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分析师十年炼成记 　　“舆情分析师都是信息疯子。”杨佳笑着说。 　　她就职于南方某舆情分析网站，也是个舆情分析师。每天，杨佳到公司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内网、外网两台电脑玩命地阅读当天的大事小情。微博、天涯、网易评论、凯迪论坛、观察者、共识网……不同网站按照级别和重要性设置不同的监测间隔，最短的时间间隔仅为一分钟。“机器不可能告诉你公众的具体看法，要了解人们复杂的看法，你需要逐条去读，然后将不同看法人工统计归 类。” 　　相比杨佳，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用的舆情监测软件更高级些，后台有上千个处理器，还能监测到国外网站信息。 　　他们的工作是相同的，收集网民观点和态度，整理成报告，帮客户——包括各政府部门和官员——研究其感兴趣的项目，撰写分析报告、应对建议递交给决策者。 　　微博反腐、网络实名举报，过去两年汹涌澎湃的网络舆情，重塑了中国民众表达诉求的渠道，一个帮助政府获知网络舆情的产业随即被催熟。 　　“‘控负’（即控制负面报道）已经成为占据宣传部门相当工作精力的任务之一，自然而然发展出对與情监测和分析的需求。”舆情研究学者刘必华此前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说。 　　而10月14日至10月18日人社部与人民网联合举行的首期舆情分析师培训，通过舆情分析和研判方法、舆情危机处理与应对等8门课程，正式将网络舆情分析师推入360行。今后，这门新职业的从业者将凭官方证书“持证上岗”。 　　舆情分析新行当怎样“炼成”？ 　　与其他行业相比，网络舆情分析在中国的发展仍属初级。成立于2003年的新华社网络监测分析中心，被认为是国内最早从事舆论监测分析的机构，为中央有关部门专供舆情报告。网络舆情分析在当时仅仅被视作官媒传统的“内参资料”的一种补充，局限于信息摘编。 　　其后，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网络问政的影响力隐现。 　　“2007、2008年一系列典型事件直接催生了网络舆情行业的系统化发展。”刘志华在人民网舆情检测室工作多年，她说，如今行业内的主流机构都自那时起步，突发事件处理的“黄金4小时理论”以及专业性舆情监测软件开始普及。 　　2011年，是舆情行业的又一关键节点。那一年，新华网全力参与到网络舆情监测的生意中，而更早之前，包括人民网、方正电子、谷尼国际软件等机构都推出了舆情产品。 　　“各类舆情分析机构和监测软件开发公司纷纷涌现。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方面，舆情分析机构的客户陡增。”刘志华解释，“各方面对舆情的重视程度都有显著提高，很多因舆情栽过跟头的人如今也正在接受这种服务。” 　　至于操作这些产品的人——中国的网络舆情分析师，刘志华介绍，主要有四大来源：一是依托媒介平台的舆情分析中心，例如人民网、新华网、正义网等都有相应的舆情监测中心；二是部分研发监测技术的软件公司；三是高校及其相关科研机构组建的舆情研究中心；此外，近两年中央、地方各级政府机构也都在增设舆情办公室，针对本机构舆情分析招募工作人员。 　　“行业刚刚起步，确实会出现良莠不齐的情况。”新华网舆情中心的分析师陈忻告诉记者，舆情分析对媒介素养和监测的专业性要求很高，像人民网、新华网等舆情分析机构，光在监测系统方面的投入就超过千万。而很多政府的舆情办公室还处于汇编网络简报的原始形态，“他们只是搜索相关领导姓名和机构名称，搜集、摘编最新报道和讨论情况。” 领导们关注什么样的“舆情”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截至2013年7月的数据，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91亿，手机网民规模达4.64亿，使用微博的用户达3.3亿，微信用户亦突破了3亿。舆情的主导权，从过去由传统媒体或门户网站控制，已经转变为千万个公民意见的聚合。 　　这种聚合，让政府相关部门不得不加以关注。由于政务舆情分析的大量业务来源于客户（政府和相关领导）的个性化需求，一些多年从事该行业的舆情分析师在不知不觉之中，对不同机构、相关领导的关注焦点了如指掌。 　　在10月中旬北京举行的有关网络舆情应对的一堂培训课上，武汉大学网络舆情研究学者沈阳熟练地操作着幻灯片：“会微博的‘小三’和知识女性对官员的危险程度极高……出现负面信息，删帖是最无能的表现……@叫兽易小星有很多政府官员所欠缺的特质——敢于自嘲，以幽默表达化解尴尬。” 　　讲台下坐着五六十位特殊的学生。这些人大都是中年人模样，不约而同身着深色正装、西服夹克或中山装——尽管没有统一规定。培训手册上的通讯录显示，这些“学员”都是中西部各省市宣传系统的主要负责人。 　　近四个小时的培训中，看不到人打瞌睡，更没有人中途退场。“学员”们始终保持着极其专注的神情，大多数人记着笔记，并不时用手机拍下课件中的信息。课间休息时，更有一大批“学员”涌上台，希望能拷贝上课的幻灯片以备自己课后继续“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