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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唐“内外大臣共治天下”格局的形成 　　摘要：宦官专权是安史乱后唐代重要的政治特征，学界虽然多有讨论，但是对其在晚唐时期的时代特质仍然缺乏较为清晰的认识。事实上，经过长期的演变，晚唐时期逐步形成了内外大臣同为一体的政治格局，其特点是，宦官独掌军事，宦官、朝官分掌经济、朝政，并形成内廷和外朝两套行政系统。外朝以宰相为首，下置三省六部诸省司；内廷以中尉、枢密使等“四贵”为首，下置二十四内诸使司。在内外大臣共治天下的格局中，唐朝的统治得以延续了数十年。 　　关键词：晚唐；宦官；共治天下 　　中图分类号：K242 　　宦官专权是中晚唐政治史的一个重要现象。国内外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唐长孺、杜文玉、马良怀、王寿南、王守栋等一批学者皆有专门探讨，兹不赘举。已有研究往往只涉及宦官专权的某些方面，对宦官专政的程度，学界罕有人系统论及。事实上，宦官擅政是一个逐步扩大发展的过程，仅仅笼统地用“宦官专权”或“宦官擅政”并不足以准确概括唐代宦官政治的特点。在中唐和晚唐，宦官专权还体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中唐历史的发展趋势是内廷宦官权势日益扩大，不断侵夺外朝官僚权利。大约在宣宗大中年间，最终形成了“内外大臣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中国历史虽然以皇权政治为主流，但在某些特殊历史条件下亦可以以某种 “共治天下”的形式出现，例如东晋南北朝时期皇权与门阀士族的“共治天下”。那么，晚唐时期的“内外大臣共治天下”有什么具体表现？又有什么特点？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论述，不足之处，敬请方家学者指正。 　　宪宗元和以后，官僚集团同宦官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在长期相争的过程中，双方的群体意识逐渐强化。甘露之变中，仇士良族灭王涯等四相，朝臣及金吾卫兵等株连者一千余人。田全操等宦官巡边回，在道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1]。会昌初，仇士良欲杀不服已的杨嗣复、李珏、裴夷直等牛党要员，李德裕坚请武宗开延英论救。尽管官僚集团及宦官集团，各自内部仍然矛盾重重，但在涉及南衙北司问题上，双方各自归属十分鲜明。 　　《通鉴》卷245大和九年（835）十二月丁亥条载： 　　时禁军暴横，京兆尹张仲方不敢诘，宰相以其不胜任，出为华州刺史，以司农卿薛元赏代之。元赏尝诣李石第，闻石方坐听事与一人争辩甚喧，元赏使觇之，云有神策军将诉事。元赏趋入，责石曰：“相公辅佐天子，纪纲四海。今近不能制一军将，使无礼如此，何以镇服四夷！”即趋出上马，命左右擒军将，俟于下马桥，元赏至，则已解衣跽之矣。其党诉于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赏曰：“属有公事，行当继至。”遂杖杀之。乃白服见士良，士良曰：“痴书生何敢杖杀禁军大将！”元赏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无礼于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无礼于宰相，庸可恕乎！中尉与国同体，当为国惜法，元赏已囚服而来，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军将已死，无可如何，乃呼酒与元赏欢饮而罢。 　　京兆尹薛元赏将“宰相之人”、“中尉之人”对举，朝官属宰相之人，神策军将则为“中尉之人”，实际上承认中尉是与宰相地位相当的内大臣。仇士良最后没有怪罪薛元赏，说明薛元赏关于中尉与国同体的说法也被仇士良所接受。武宗虽为仇士良所立，但也忌其专横，政事专委宰相李德裕。会昌时期基本上政令出自中书，文宗朝被严重破坏的外朝权力得到恢复，这一时期，尚未称得上内外大臣共治天下。但是会昌六年，武宗崩，继立的宣宗本为武宗皇叔，通过勾结宦官等阴谋手段夺得皇位，在他统治期间，虽然也运用权术，采取一些遏止宦官的措施，但是整体上看改革派官员被贬斥一空，宦官权势得到进一步强化，并最终形成内外大臣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 　　中唐以后宦官擅政的根源在于宦官控制左右神策军。与官僚集团党争类似，宦官亦非铁板一块。宪宗元和以后，宦官内部分裂为以梁守谦、王守澄为核心的右军势力和以吐突承璀、马存亮、仇士良为核心的左军势力。穆、敬、文诸朝，左右军势力潜相敌对，并且每次皇位更迭都会引起宦官内部的相互残杀。甘露之变后，左军重新恢复至位在右军之上的状态，而甘露之变进一步激起宦官的群体意识，宦官内部的矛盾有所缓和。宣宗篡立，宦官家族多预其事。仇氏、马氏宦官定策迎立宣宗，仇氏、马氏宦官家族飞黄腾达，成为新贵。与此前仇士良杀薛季棱、刘弘逸不同，武宗朝旧宦官杨钦义、刘行深并没有受到大的冲击。杨钦义二子杨玄略、杨玄价在宣宗朝颇受重用，大中初杨玄略两任总监使之职。[2]P1049刘行深第五子刘遵礼宣宗即位后拜为宣徽北院使。[3]P2398这证明宦官集团趋向于合为一体。这一趋势在宣宗统治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通鉴》卷249宣宗大中八年（854）十月条载： 　　上召翰林学士韦澳，托以论诗，屏左右与之语曰：“近日外间谓内侍权势何如？”对曰：“陛下威断，非前朝之比。”上闭目摇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谓策将安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