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有更好的生活？.docVIP

何处有更好的生活？ 小城市生活安逸，但机会少，观念不合，让不少回来的年轻人身在故乡为异客 1 　　我，一个逃离北京回到家乡又逃出来的资深女神经病，这次从幕后跳出来自己讲故事。 　　我是4年前本刊《逃离北京》一文的主人公。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使用了化名。 　　2010年2月，报道发表后，一些老家单位的同事，仅点头之交，追踪到我的微博，留言，很神秘地表示：知道杜若是我。可想而知，这篇文章再次让我成为大家的谈资。有人不高兴，也有人暗爽，我成了那个说国王光身子的小孩。也仅是谈资。2013年在丽江，采访一个刚与天后离异的明星，他讲：“你们是真关心我们的生活吗？其实只是拿这些做谈资罢了。”这话好精准，这世上的人大抵都只关心自己，所谓谈资，谈完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老家方言里把gossip叫作“嚼蛆”，字面很脏，但脏得一阵见血。 　　《逃离北京》一文中提到那位说“小杜很神秘”的领导。有一天中午跑到我们办公室，看着我，当着一屋子人发问：“你是同性恋吗？”语气平静，并不像是玩笑。我当时气得血一下蹿到脑门，心里各种骂，但忍住了，等我忍住这口气，再看他，已经在椅子上呼呼大睡。想必是刚吃了酒。 　　这只是过往故事的一则。平心而论，我老家真心不错，沿海城市，虽是三四线但也富庶，重教育少土豪气，出过一些风雅文人；也不闭塞，因紧邻上海，被视为同一个经济圈，近些年更是商业化得厉害，国际品牌入驻，比广州更早有MUJI（无印良品）。但在生活的肌理层面，一些所谓的常识，却常让人错愕，“理所应当”变成“理所不应当”。比如那位领导，仅凭我无男友、约女性朋友看电影，就推断出我是同性恋，并公然问，这就是“错愕”；或许他只是玩笑，他习惯于拿手下人寻开心；但于我，这是冒犯，是无法理解的。 2 　　没有哪里有更好的生活，只有更合适的生活。 　　刚去北京的第一年，回家过年，与家中的一位爷爷谈笑。爷爷解放后担任《解放军报》的高级编辑，后举家返乡。他讲了一个老作家的段子，说此人到了北京后讲，“占码头就要占大的”，爷爷先是揶揄“其口气像青帮头子”，继又赞其有谋略。占码头要占大的，可不是，每个行业最优秀的资源、最杰出的人才都集中在大城市，人往高处走，这是本能。 　　如今中国的北上广就如同20世纪初的纽约、巴黎，其巨大的吞吐力不仅指向中国，也指向世界，吸引着全世界不安分的年轻人，精英、屌丝、嬉皮士、劳动者……大家被巨大的城市吞没，隐身其中，摘去过往的身份标签，做一个真实的“个体”，而非组织架构下的零件，或哭或笑，或跋扈或失意，都是肆意真实的，这是熟人社会无法带来的快感。一个开放的叙事场景要比封闭场景有更多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正是激活肾上腺素、让人永葆青春的良药。 　　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写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男人，人到中年，却抛开一切去了巴黎，穷且病，只为听从心中的召唤。故事的原型是画家高更。 　　在网上看过很多年轻人在大城市打拼的故事，最让他们欣慰的是：在这里，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相应的报酬和社会地位；而在老家，所谓的小地方，这是不可能的。在观念形态方面，整个中国出现了不同时区，有的显示着21世纪的商业社会，有的则是20世纪的乡土社会。 　　上海长宁区，我所租住的居民楼，可视为大城市各阶层人群的切片样本。地下一层，住着外来务工者，他们是餐厅服务员、锁匠、快递员、发廊小弟，这里终年散发着霉味和潮气，拥挤、混乱、不洁，大雨后老鼠会窜出来，每间的租价500元左右。楼上的单元房，住着本地人以及外地或外国租客，两居室的租价在5000元以上。每天晚上，楼井里充斥着各种人类语言：上海话、英语、类普通话的北方方言以及无法辨认的南部方言。与这栋居民楼相隔500米是两处高档公寓，售价在每平5万多，出入大量日本和欧美房客。 　　有时路上走一走，会有一种不在中国的错觉，各种肤色的外国面孔随处可见。商场大楼的大幅广告牌，同时写着中、英、日、韩、法5种语言，仿佛这里是世界的中心。 3 　　2008年回到老家，工作是家人安排的，一份“得来不易”的工作，一份人人羡慕的工作。 　　2009年6月辞职，临行前去闺蜜家。她妈妈对我的辞职表现出巨大的费解和惋惜，其表情浓烈到仿佛这是一场灾难，让我羞愧万分，许久不敢去她家。 　　逃离或逃出都不是扭转乾坤的法术。生活是点滴，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再次出逃并不顺利。在上海的起点比想象中困难很多，事业与在北京时相比一落千丈，离开了北京，切断了过往的人脉和气场，连引以为豪的工作经历也被抵消成零。从月薪三千的工作做起，6点多爬起、搭一个小时公车去上班。2010年3月，到北京面试，5分钟的面谈就得到了一份薪水高又体面的工作。当下诧异：为何在上海那么难的事儿，在北京就那么简单？在此之前，失业了好几个月，穷途末路。 　　那年春天，北京下了雪，我一人待在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