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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与发展中国家：盲点还是未知领域？ 　　本文是《国际研究评论》2010年第12期关于全球治理概念问题讨论的三篇文章中的第三篇，作者是法国政治大学波尔多分校的丹尼尔·康帕格农（Daniel Compagnon）。这篇文章把全球治理概念的讨论引入到实践分析的层面。人们通常声称全球治理忽视了发展中国家，但是本文认为，事实上，尽管全球政治经济中存在权力和资源分配的结构性失衡，但是第三世界国家仍然对国际政府体系（intemational state system）以及跨国政治产生着全面的影响。作者并不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在结构上被排除在了全球治理之外，但他建议对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治理进行更加有差别性和基于现实的评估，并提出将第三世界国家纳入到全球治理的研究中去。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导论 　　在参与全球治理概念的有关讨论中，我们认识到了“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ed）的“概念阐释”所具有的循环性。概念都是通过社会互动以及在结构化的命题与反命题组成的框架中产生（或再生）出来的。因而，所有重要的政治学概念都会面临激烈的争论，而且对它们的理解无法脱离各种主观观点，这些主观观点要么丰富、要么混淆了这些概念的内涵。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科学对于获得知识无能为力，而是说无论我们获得何种知识，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具体的社会和历史语境。因此，对全球治理的反思不应该是对某种“正确”概念的毫无根据的或者徒劳无益的探求。相反，它应该是一种对它深处于其中的具体的历史语境（即多维度的全球化）所进行的探索。因此，我们这里将把对全球治理概念的讨论与来自非洲政治的经验数据联系起来。 　　本文的主要关注点是讨论下述观点：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治理视角是非常有问题的，而且这也构成了关于全球治理的理论争辩中的“盲点”之一。在大多数时候，“第三世界”国家在有关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中被忽视了，这一现象是明显而普遍的。许多人都会从这一前提得出以下结论：（1）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机制中缺乏代表权和影响力；（2）广义的治理不能应用于那些被剥夺了最低限度的公共秩序以及缺乏制度化的政治结构的国家，即德国学者迪特·森格哈斯（Dieter Senghaas）所谓的“第四世界”。不过，我们在本文中将要对这些论断进行批驳，它们很少获得令人信服的经验证据的支持，也未得到深入分析，支持它们的科学文献也非常有限。 　　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 　　中被剥夺了权利吗？ 　　事实上，尽管在全球政治经济中，权力和资源分配存在结构性失衡，但是，第三世界国家一直对国际体系（它被理解为由各个国家组成的体系）和跨国政治有着整体性影响，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尤其如此。大多数较小的国家确实缺乏掌控国际谈判所需要的资源，特别是参加无止境的会议所需要的资金和合格人才；因此，它们不能按照自身的意愿去影响谈判的结果，甚至被剥夺了参与权。然而，根据涉及的议题或问题领域的不同，情况也会存在显著的差异。比如，第三世界国家确实能够通过所谓的“伤害的能力”（capacity to harm）影响全球环境治理，也就是说，无论这种行为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策略，还是那些未能提出适当的国家政策的“赢弱国家”（weak states）导致的后果，这些国家都可能会在遵守国际标准和规则方面行动迟缓，从而对多边环境协定的效力造成负面影响。 　　此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环境谈判中所关切的问题在《福尼科斯报告》（The Foun—ex Report）中得到详细阐述，并且随后逐步被纳入到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的历届世界峰会的议程之中。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焦点是发展和减少贫困问题，例如千年发展目标。在20世纪80年代，议程实现了以环境为主导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这是发展中国家积极抵抗前一种议程的结果。虽然国际机制仍然偏向于发达国家，但没有30年前那么明显了：例如，当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在2012年后参与二氧化碳减排计划时，可以对相关减排政策进行修改，这现在已经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辩论的中心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总部在1973年设于肯尼亚的内罗毕，部分原因是为了能够将发展中国家的关切考虑在内，当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1992年指导各国就《生物多样性公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行最终谈判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关切这一点确实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同样，1992年成立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以监督《21世纪议程》的实施过程，它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对“环保”非政府组织可能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施加不正当影响的担忧。 　　代表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77国集团”，尽管因为涉及超过130个国家而日益变得异质化，但它仍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