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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斯威夫特的爱尔兰意识 摘 要：乔纳森?斯威夫特作为出身在爱尔兰的新英格兰人，在18世纪英爱复杂的关系中，受到两国政治、宗教的双重影响，他在散文和书信中所表现的爱尔兰意识具有明显的矛盾性，代表着爱尔兰独立意识萌芽的最初形态。 关键词：斯威夫特 英爱关系 爱尔兰意识 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作为17世纪末18世纪初著名的文学家，是讽刺性散文的创作代表，在所有的作品中，《格列佛游记》最为人们熟知并被奉为经典。然而，《格列佛游记》出版时，斯威夫特已年近花甲（59岁），在此之前，他还写了许多散文，其中以《一个小小的建议》和《书商的信》影响最广。在这类文章中，斯威夫特站在爱尔兰的角度抨击英国的殖民压迫，这与他英国经典作家的身份形成鲜明对比。通过国内相关研究综述，可以发现在这方面研究稍显不足，绝大多数的研究对象都是《格列佛游记》，而缺乏对斯威夫特散文以及书信的解读。所以为了弥补不足，本文通过对其散文以及书信文本的细读，结合斯威夫特当时创作的历史语境以及个人经历，用新历史主义来分析斯威夫特的爱尔兰意识。 一、 英国-爱尔兰的双重影响 斯威夫特虽出生在爱尔兰，但是祖辈都是英国人，由于父亲早逝，母亲将他寄养在爱尔兰叔叔家，但他在爱尔兰接受了很好的英国传统教育，这为他的文学功底打下了坚实基础。光荣革命爆发后，斯威夫特于1689年离开都柏林，开始担任英国前著名外交官特普尔的秘书，为他整理文稿，斯威夫特的文学生涯由此启航。特普尔的政治观、文学观对于斯威夫特的影响非常深远，最初他和特普尔一样是支持辉格党的，赞成国王召集军队发动欧洲大陆战争（托利党支持海战）。[1]（P36）而后来他又转向托利党，所以斯威夫特常被后人讽为叛党者。 这跟斯威夫特的宗教观以及英爱复杂的关系密不可分。在其《回忆录：1710年，女王当政期内发生的变化》一文中，斯威夫特阐释的政治倾向可以说明上述观点： “作为一个熟悉希腊罗马作家，热爱自由的人，我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更倾向于别人所谓的辉格……但是从宗教上来讲，我承认自己属于高教会派（英国圣公会，托利党会派），并且作为神职人员，我没法想象还有其他的归属……”[2]（Vol. 8， P120） 1695年，斯威夫特遵循家族传统成为一名爱尔兰教牧师，但新教在爱尔兰的推行非常艰难，因为无论是盖尔特人还是原英格兰垦殖者，都信奉天主教，新教徒（新英格兰人）不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测试法案》从1704年开始在爱尔兰实行，这个法案要求所有在爱尔兰国会任职者必须皈依新教，这就进一步拉大了英爱民族间的差异，加剧了民族对立。 然而作为英国新教的分支，爱尔兰教的待遇却不同。就拿针对神职人员征收的“首批成果”税来说，它在英国已经停止征收，但在爱尔兰还是照旧。爱尔兰教派斯威夫特前往英国争取这一权益。但是，辉格党帮助他的前提是爱尔兰教必须反对《测试法案》，所以斯威夫特才向宗教观一致的托利党求助，并最终取得成功。所以，斯威夫特所谓的叛党，是由其所代表的爱尔兰教的利益所决定的。 二、 斯威夫特爱尔兰意识的萌芽 斯威夫特的政治观受到英爱政治与宗教差异的影响，虽然他极力想要在英国政坛施展抱负，但是随着托利党的失权，他的愿望也随之破灭。在其写给斯特拉的信中，斯威夫特表达了他的不甘：“她（女王）同意斯特恩博士作为多默尔的主教，而我担任圣帕特里克教堂的主教……但是我得承认，虽然我如此爱英格兰，但对于这样的待遇我非常生气……” [3]（P29）在斯威夫特所写的《关于改正、促进和确定英语的建议》一文中，他对标准英语的推崇也展现了其文化倾向，以至于他把自己任职于爱尔兰称为“流亡”。 但是随着他对爱尔兰政治、历史以及宗教等方面的了解，斯威夫特开始为爱尔兰鸣不平，这是一个爱尔兰拥抱斯威夫特的过程，也是其爱尔兰性逐渐萌芽的过程。康纳?奥布莱恩在《作家和政治》一书中提出，爱尔兰性不是出生、血缘或语言，而是参与爱尔兰事件的一种状态。“伍德铜币案”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 英国人威廉?伍德计划生产360吨的铜币用于爱尔兰的流通，而爱尔兰由于英国的殖民策略，限制了其羊毛制品等出口，虽然货币短缺，但是这份计划远远超出了爱尔兰的需要，也缺乏相应的策略来确保这些钱币的价值，并且很大一部分被伍德用于贿赂，所以遭到了爱尔兰民众的反对。斯威夫特写了《书商的信》来揭露伍德的阴谋。 在这七封信中，斯威夫特用语言唤起了爱尔兰民众的独立意识：致商人、店主、农民以及爱尔兰王国的民众们，首先，我要告诉你们这个故事的真相，然后我会展示给你们看，根据你们国家的法律，应该如何行动……[2]（Vol. 10， P12）难道爱尔兰人民生来不是和英格兰人民一样自由的吗？[2]（Vol.10，P32）根据上帝、自然、世界以及你们自己国家的法律，你们应该和英国教友们一样自由。[2]（Vol.10，P63）信中用了许多“我们”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