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雪林教授的中外文化比较解析.doc

论苏雪林教授的中外文化比较 苏雪林教授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她似乎不喜欢就事论事地在自己研究对象的文化圈子内做文章，而是敢于大胆跳出这个圈子，以超出一般学者研究思路的宏观视野，从世界文化背景的范围看问题，并藉此作宏微观相结合的中外比较，由此得出常人难以得出的结论。虽然这些结论未必被学术界所全部认同接受，但她的这种在学术研究上勇于突破传统框框，大胆引进西方文化，努力通过中外比较得出属于她自己独力研究的独家结论的精神，却是十分值得肯定的，它对于学术研究本身以及一般学者的治学均不无启示作用。 ? 一 ? 中外文化比较，实际即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比较文化。比较文化，严格地说，系由比较文学扩展而来，因为跨国度跨民族的文学比较，势必要牵涉到文化，文学与文化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比较文学必定与比较文化联在一块。而比较文化，在它实际操作过程中，既要跨越国度，又要涉及文学，这就要求从事这门学科研究的学者必须具备扎实的中外文化(自然包括文学)基础，并懂得运用比较的方法，作客观事实基础上的理论研究，以期总结和发现贯穿于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文学)之间的共通规律。比较文化，可以直接由不同国家的文化比较入手，也可以从不同国家文学作品的比较入手，而后由文学渐及文化。苏雪林教授的中外文化比较选择了由文学而及文化的路子——即，开始触及的是本国文学作品，然后由本国文学作品中涉及的文化内容而联及到外国文学与文化，由此展开有意识的对照比较。 ????????苏教授(以下均此简称)将中外文化比较引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典型表现，是她的屈原与楚辞(她谓之屈赋)研究。她曾在《我研究屈赋的经过》一文中写到，前人研究屈赋走的是传统的路子，而她却是发现了一条新路线——必须搜讨域外古代的宗教神话和其文化分子——这是她在撰写《天问》研究论文时无意间发现的，《大唐西域记》《旧约圣经》以及印度和希腊神话的一系列素材，启发了她，使她一发而不可收，全身心地投入了搜集世界文化范围宗教与神话材料以证明屈原其人及其作品的过程之中。 ????????具体地看，她的屈赋研究中的中外文化比较，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以域外文化中的材料记载(包括历史地理等)印证屈赋作品中的内容，从而证明两者间的关系；其二，将屈赋作品内容与域外文化材料做横向比较，以期寻找中外文化的共同渊源。笔者以为，这两个方面，都有它的价值与意义，相比之下，前者为学界认同的比例小些(这其中自有仁智互见的成分)，而后者则很典型地表现了苏教授的宏观全球意识，不少见解甚具价值，其所达到的治学境界一般学者恐难以企及。 ????????值得注意的是，苏教授由域外文化素材的发现联想到对屈赋作品内容的具体印证，并非个人随心所欲的臆测，而是言有所源：例如，她由《山海经》的“昆仑四水说”，《淮南子》的“帝之四神泉说”，联想到了《大唐西域记》中所说印度须弥山(阿达山)有四河，《旧约圣经》中伊甸河也有四河，由此获得了启示——既然中国昆仑在西亚，那么屈赋中的许多神话和怪物也必然来自域外，倘沿此线索探寻，必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即此，她发现，《天问》中所载神话与《旧约创世纪》颇相类，还与巴比伦埃及希腊印度等国神话相类，它们之间可互为印证，于是便写下了多篇关于《天问》题旨的论文；她还发现，《九歌山鬼》与希腊酒神有相类点，便写了《山鬼与酒神》，《国殇》所叙与印度无头神有关，便写了《国殇乃无头战神说》，《九歌》中之神与西亚地区传说中的神有关，便写了诠释《九歌》旨意的论文；等等。更有甚者，苏教授还极为大胆地将外国有关史前文化的史料记载同屈赋作品中的内容作比照，如百慕达三角与《离骚》中的西海，《离骚》中流沙赤水与阿拉伯沙漠地区，以及直布罗陀海峡与不周山等，并由此以大量的具体考证材料证明自己的观点与判断。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苏教授本人花费了不少精力与心血，其见解堪称大胆独特，只是学界方面响应者不多。笔者以为，姑且不论观点本身，但就苏教授这种对学术大胆创新勇于求索的精神而言，即是可敬可佩的，更何况她将问题摆到了世界文化背景的高度，其视野之宽，意识之新，可谓前无古人，这比起那些人云亦云墨守成规不逾越雷池半步毫无创新意识者来说，要胜过百倍；须知，学术发展更多需要的乃是大胆创新(当然不是全无章法的天马行空)，否则它便没有生命力了。 ? 二 ? 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苏教授所作的中外文化比较，从比较文化本身角度作一剖析。按照比较文化(或比较文学)的规范，跨国度的文化(或文学)比较，大致上包含平行研究影响研究及跨学科研究三个范畴(严格地说，跨学科研究属于平行研究范围之内)，当然，三者并不截然划分，有时常交叉进行。从这个角度看，苏教授的比较研究，既有平行成分，也有影响成分，而跨学科的情况则不时地穿插其间，形成了她自身的独特特点。 ????????我们先看平行研究。这一点最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