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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家庭因素对普遍信任的影响作用 　　摘 要：通过家庭因素探讨个人普遍信任的影响发现：个人家庭背景为城市的受访者比农村的受访者普遍信任程度更低；受访者现在的家庭社会地位越高，其普遍信任的程度越高；而受访者14岁时的家庭社会地位越高，其普遍信任程度越低。 　　关键词：普遍信任；家庭主义；儒家思想 　　信任代表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相互交往是所要遵循的一种社会规范。郑也夫在《信任论》中从语源学的角度梳理了信任的定义，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就有着重承诺守约定的观念。在各个文明中信任都是被提倡的良好美德，但可能就是因为被广泛地认同，致使信任问题一直没有在学术研究中得到重视，直到社会广泛出现的信任危机，这一主题才被重视。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 　　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是相对存在的概念。特殊信任是指个人对生活中非一般的群体的信任，比如说对亲人、熟悉的朋友或其他类似的关系亲近的人的信任。普遍信任是相对与特殊信任而言的，是指个体对于不太熟悉的人或者说是陌生人的信任，是个体对这部分人所持有的、积极的、正向的期望。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个体对信任相对方的熟悉程度，当个体对一个陌生人越来越熟悉之后，那么信任程度也会随之加深，普遍信任也会成为特殊信任。 　　在现代社会中，普遍信任相较与特殊信任承担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口不断增加，社会分工更加细化，人的社会流动日益增强，导致了传统的熟人社会的解体。人际沟通与交往的需要，一种抽象的信任更广泛地在陌生的个体与个体之间产生，这种普遍信任非常适应非亲密关系的社会场景。特殊信任由于其产生发展于亲密关系之中，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数量开始减少，普遍信任的数量逐渐增加。而在人口进一步增加和社会结构持续分化的情况下，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将不断增多，不熟悉的人占个人生活中的比重也会越来越大，因而基于情感交流基础之上的特殊信任也会随之减少，而对不熟悉的他者持有的普遍信任将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文化背景 　　弗朗西斯?福山的研究将中国归为低信任度社会，并认为这与传统的文化以及家庭主义价值观有关，在他看来，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由文化决定。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会对普遍信任产生影响，已有研究认为它们之间呈负相关，也就是说受儒家文化影响越深的人，普遍信任水平也就越低。 　　中国社会的文化特质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对社会交往关系的强调，而这种关系又是能够区分出某种“亲疏”的，这与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概念很相似。费老的差序格局是说中国人以自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建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①。这个以个人为中心的网络是充满弹性的，是一切价值以“己”作为中心主义，是一种自我主义。杨国枢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互动原则和交往方式，提出家人、熟人、生人三类关系。杨宜音的研究通过对中国人怎样将“外人”变为“自己人”的过程进行研究，来分析在中国，人与人之间信任建立的逻辑。她认为“自己人”的概念实际上是中国人设立的一个信任边界，这个边界区分了内外。这个边界的内部与外部要素可以相互转化，也就是说“外人”在不断熟悉的过程中可以跨过边界成为“自己人”，而“自己人”也有可能由于感情疏远而转为“外人”。 　　如上所述，在中国人的信任构建中有一种可能的模式是每个个体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扩展，形成“自己人”的圈子。对这个圈子中的成员有着较高的信任程度，随着亲密程度、情感交流状况向外扩展，渐渐地由熟人变为陌生人，信任程度也随之降低。 　　（三）儒家思想与家庭要素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与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翟学伟认为，儒家思想“对个体的大面积影响更多地是间接性的，即是有中介层面的。这个中介层面主要是家庭结构及其生活”②，也就是说，儒家思想通过与家庭制度的结合，将其价值融入到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中，通过家庭再影响每一个生活在家庭中的中国人。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西方社会学的研究中，个人组成群体，即先有个人，再有群体。而在中国人的逻辑中是相反的，先有家庭，再有个人。个人的地位作用让位于作为一个集体的家庭，甚至有时候可以为了家庭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信任，在中国文化的范畴中，其实指出的是家庭之外的、对陌生人的一种判断。因为，家人与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分离的，而走出家门后遇到的陌生人才是需要个体考虑需不需要信赖的对象。 　　（四）研究假设 　　胡安宁、周怡③认为在现代化水平高的地区，由于人们经常接触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所以需要以一种共通的文化身份来定义自己“中国人”的身份。而“儒家文化是人们首先想到的文化身份。而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则很少存在这种不断定义彼此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