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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撕裂之痛与美 　　摘 要：90年代以来，受文化全球化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化日益被置于“文化撕裂”的境况之中，这种撕裂造成的疼痛核心表现为一种家园情感。少数民族诗人通过对文化离乡与返乡的书写，一方面表现出失家的伤感与困惑，另一方面则在现代意识的观照下，以一种否定和批判的方式寻求重建的力量。这种由自足向开放的转变，形成90年代以来西南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独特品质。 　　关键词：少数民族诗歌；家园情感；文化离散；家园意象；文化重构 　　少数民族诗歌是中华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以来，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在主流文化的影响下，一度出现过兴盛的局面，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与诗作。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呈现多元发展态势，少数民族文化正面临自身文化发展模式的艰难选择。一方面是在多种文化碰撞与复杂交流中，少数民族文化显得捉襟见肘，处于弱势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在相关理论支持下，其文化自身表现出较强的自省和自觉意识，在此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最终被置于“文化撕裂”的境况。这种“文化撕裂”造成的疼痛核心表现为一种家园意识，它隐匿于少数民族诗人的灵魂深处，相伴其生命长存。因此，围绕“家园”这一核心命题，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通过对少数民族诗歌中离家及返乡现象的考察以及对少数民族诗人家园情感特质的寻绎，将有助于寻获新的学术增长点，拓宽多元文化语境下西南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阐释空间。 　　一、“家”的方向-文化的离散与返乡 　　文化撕裂造成的明显后果是文化离散的经历及生命体验。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曾指出，离散理论从文化上来讲，是关注人的一种“无家”状态。在他那里，离散不只是一种“离家的忧伤”，更是一种“边缘性的视野”及优势，一种可以超越中心与边缘、东方与西方一类简单的两极对立的文化胸怀。[1]童明教授则进一步分析了这个词的语义深度，他指出：diaspora的语义远不止于同家园的联系，它所强调的是能够对民族文化和历史采取跨民族的审视。[2]而在我国90年代以来的多元文化语境中，文化的离散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漂泊在母族文化之外、处于多种文化之中，却又总是游离于每一种文化的生存境遇，在此种境遇中，少数民族诗人运用“离散视角”对本族及他者文化予以观照，体现了“跨文化存在”的生命体验。 　　在具体诗歌创作中，文化离散是与少数民族身份模糊紧密相连的情感形式，却构成了9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诗歌最精彩的笔触。“当一辆辆漂亮的车流/从身边匆促而过/像一群发狂的野马群/孤独便从心底淌溢/我泪水盈盈 可以告诉你/我是一个农牧民族的儿子/打从森林来到这个城市/我就注定属于一种孤独的边缘”[3]（聂勒《牧人的眼睛》），在象征现代文明的都市中，少数民族文化被排挤被边缘，像聂勒一样，少数民族诗人游荡于城市，在日夜相伴的人群和嘈杂中失去话语，在多种文化的交融中忍受着文化撕裂的疼痛与迷失的困惑。在这错乱与迷失中，他们只能于孤独中不断的通过诗歌的书写确认自己的文化之根，“我曾属于原始的苍茫/属于艰难的岁月/如今，我站在脚手架/把祖先的梦想/一一砌进现实”[4]，属于“原始的苍茫”的诗人无法遗忘自己的文化之根，更割舍不了家的情感，但飘零在异乡的港湾，面对现实，却也只能一直处于文化的搁浅状态，便如“一条失修的帆船/等待风把我吹灭或吹散”[5]（聂勒《大山》）。 　　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被纳入全球同一交往与碰撞的共时框架，这使少数民族失去了居住地地理位置的边缘性与封闭性，从这一刻起，“文化离散”的命运就已经降临到每一个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身上，自我的迷失和分裂以及由此造成的疼痛与流浪便从这里开始，“我写诗，是因为我承受着多种文化的冲突。”“我写诗是因为在现代文明和古老传统的反差中，我们灵魂中的阵痛是任何一个所谓文明人永远无法体会得到的。”[6]其实，进一步来讲，“家园的迷失”更像是一个90年代以来民族疼痛与伤口的“隐喻”：每一个少数民族族群的文化都正在遭受着破坏甚至走向消亡，这才是民族集体的疼痛。但在这样一个“向前看”的时代，疼痛的呼喊终究湮没于时代的主旋律，家园的迷失与文化的流浪，成为诸多少数民族诗人无法抗拒的命运。 　　“但是，并非所有的流浪者都是自愿的，因为他们宁愿呆在原地，而不愿意移动……对他们而言，自由意味着不必在外面流浪，意味着拥有一个家。”[7]“家”是人类永恒的皈依，处于文化弱势的少数民族诗人的失根感在全球化的时代愈益突出，经历流浪的苦痛，返乡成为历史的必然。那些离散于“文化异乡”的诗人们，在一抹掺杂着疼痛感的乡愁中，踏上还乡的归途，确切的说，是一种“文化还乡”，一种对文化的怀想，一段精神的旅程。“恬静的山寨/母亲开始呼喊/晚归的孩子/那声音/在我眼里/渐渐长高/最终支撑起/那一黑色的天幕”[8]（鲁若迪基《爱》）。在少数民族诗人看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