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语诗”的意义.docVIP

“口语诗”的意义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朦胧诗因其陈旧的言说方式与修辞手法使诗歌创作逐渐失去了光韵与新意，在这样的语境中，部分“第三代”诗人试图寻找一种新的语言策略，其中韩东、于坚、王小龙等诗人力推口语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并创作了数量可观、可读性较强的“口语诗”。“第三代”诗歌中的口语化写作是中国新诗历程中的一次有益的探索，它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诗歌语言空间的拓展，二是诗歌语言技巧的更新。 　　关键词：“第三代”诗人 “口语诗” 语言 　　“第三代”诗歌又称“新生代”诗歌、“后新诗潮”、“后朦胧诗”等，是新诗现代化进程中紧随朦胧诗之后而又在变革力度上超越朦胧诗的阶段性诗潮，就诗歌创作而言，“第三代”诗人表现出了对语言问题的普遍性重视，如“非非”诗派提倡“语言还原”的写作方式、“他们”诗派主张“诗到语言为止”的创作理念。“第三代”诗人对语言挖掘的重要成果之一便是当代“口语诗”的兴起与发展，作为与日常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言说方式，口语与诗歌存在着某种天然的对抗性，然而，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诗人黄遵宪就已经提出了“我手写我口”的诗歌创作理念。胡适也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指出诗歌写作应“不避俗字俗语”，而其早期的白话诗创作也正是这一诗歌理念的践行。在朦胧诗因被大量低劣复制而逐渐失去光韵的创作语境中，部分“第三代”诗人将诗歌语言革新的范围拓展至口语领域，并产生了众多可读性较强的诗歌文本，如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于坚的《尚义街六号》、李亚伟的《中文系》等等，总之，“第三代”诗中的“口语诗”写作是新诗发展历程中一次有益的探索。 　　一 诗语空间的拓展 　　当代“口语诗”是“第三代”诗歌中以“民间立场”自居的部分诗人挑战既成诗歌体制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消费文化与大众文学的兴起，以“民间立场”自居的“第三代”诗人诸如于坚、韩东等人向“知识分子”所建构的诗歌话语体系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并企图以新的话语方式建立自己的诗歌秩序。诗人周伦佑在《“第三浪潮”与第三代诗人》中指出：“整个‘第三代诗’目前呈现两种走向：一些诗人提倡‘平民意识’、口语和淡化。他们的诗写得亲切、自然，惜乎气短！”显然，“口语化”的写作方式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尽管它仍然存在许多令人惋惜之处。于坚在《棕皮手记》中指出：“如果一个诗人不是在解构中使用汉语，他就无法逃脱这个封闭的隐喻系统”，为了反叛诗歌既成的隐喻系统，部分“第三代”诗人要求回归语言的自然状态，而作为日常用语的口语天然具有自然、真实、朴素等特质，因此，提倡“口语诗”便成为这些诗人进行新诗语言革新的有力筹码。 　　“口语诗”，顾名思义，即以口语的方式建构与组织诗歌，由于口语与日常生活的难以剥离性，使“口语诗”的思想与主题倾向亦难以摆脱日常琐事的捆绑，因此，与世俗生活的同构便成为“口语诗”写作的主要特征之一。如于坚的《作品52号》： 　　“很多年 屁股上拴串钥匙 裤袋里装枚图章/很多年 记着市内的公共厕所 把钟拨到7点 /很多年 在街口吃一碗一角二的冬菜面/很多年 一个人靠着栏杆 认得不少上海货/很多年 在广场遇着某某 说声‘来玩’”。 　　80年代以降，既成的诗歌话语方式已经难以满足表达个体回归世俗生活的现实与意愿，而口语化的写作方式不仅可以使诗歌重返原初的生活面貌，实现书写的本真状态，还能给诗歌语言注入新的活力，改变因低劣复制朦胧诗创作而造成的不良现象。在《作品52号》中，诗人以口语的方式将个人生活中曾被忽略的细节与碎片在层层的铺排与拼贴中得以清晰地突显，相较于之前的朦胧诗歌，《作品52号》不仅摆脱了晦涩与费解，更在一种“小我”的立场中挑战了读者的神经空白，偏正了传统诗歌中世俗话语长期空缺的局面。韩东的另一首诗歌《我们的朋友》也是一篇回归生活细节的典型作品： 　　“我的好妻子/只要我们在一起/我们的好朋友就会回来/他们很多人都是单身汉/他们不愿去另一个单身汉的小窝/他们到我们家来/只因为我们是非常亲爱的夫妻/因为我们有一个漂亮的儿子/他们要用胡子扎我们儿子的小脸/他们拥到厨房里/瞧年轻的主妇给他们烧鱼”。 　　与于坚的《作品52号》相同，《我们的朋友》也是一首以口语方式组织的诗篇，诗中，娶妻、生子、做饭烧菜这种日常的生活琐事支撑起了个体的存在，家庭关系、世俗友谊成为实现个体价值不可或缺的元素，人不再是朦胧诗中想象性的理想主体，而是在场的真实个体。 　　作为具有预言性、立法性的文学体式，诗歌创作长期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姿态，其中的后果之一便是对世俗生活中琐碎、细节的悬置。“口语诗”的提倡与流行，使诗歌由俯视转为一种平视的姿态，诗歌中的“远方”、“彼在”在诗人现场式的叙述中转向了世俗的“此在”，这不仅开拓了诗歌创作的内容空间，也是诗歌语言建设的一次实验和历险，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