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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气候变化国际制度：认知和塑造 　　摘要　国际制度是全球气候变化共同努力的重要途径，气候变化国际制度建设事关人类发展前途与各国发展权益和国际责任，是涉及到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重大问题。本文通过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及其相关国际制度安排，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行动中的角色以及应该采取的行动和影响等方面的实证调查，并结合理论。剖析了国际制度的成因和功能，以及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风险问题。 　　关键词　气候变化　国际制度　问卷调查 　　中图分类号：D8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4-0018-25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进程是当前国际事务的重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仍然巨大。发展中国家希望发达国家加大减排力度，同时对发展中国家给予更多资金和技术的支持。而发达国家则拖延和回避自身气候变化责任。年底即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会议是一系列旨在达成一项新气候变化国际制度的外交谈判的关键点。因此，中国应加强气候变化国际制度相关研究，在预估各方底线立场的前提下，影响和塑造全球气候变化制度。 　　根据彼得哈斯和斯特恩的理论，科学家团体对世界如何运转的本质认识的转变以及知识同样能改变政策制定和国际合作和机制信息的前景。哈斯提出，认知社会是指具备系统知识的专家在范围和方向上更多的是跨国性的他们扮演着知识经纪人的角色来解释国家和全球广泛关心的问题中的因果联系。他们为国际协商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并提醒凸显的问题和议题。随着认知社会的发展和壮大，其共同的认识和共同关注点成为其参与和构建国际机制的能力。闭有鉴于此，本文选择专家作为研究对象，以2007年巴厘岛路线图之后为研究时间段，方法为问卷调查和重点访谈。调查问卷主要针对气候变化领域的资深专家。问卷聚焦于巴厘岛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之后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如何看待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及其相关国际制度安排。第二是如何看待中国与全球气候变化国际制度，即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行动中的角色，以及应该采取的行动和影响。在中国学者和官员如何看待中国与全球气候变化国际制度方面，重点调查中国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中国承担减排实质性义务的国内外环境条件是否已经成熟，以及中国履行减排公约义务最大的风险等问题。 　　 　　一、国际制度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基础 　　 　　奥兰杨提出，国际制度只有在相关议题危机的时候才可能达成契约式的互动，才可能产生各国重视和接受的制度安排。国际气候变化制度是在气候威胁挑战加剧情况下不断发展的。2007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更明确将气温上升2℃设定为全球环境恶化的临界值，超越此一临界值，则全球会进入危险状态。从1990年到2100年全球气温将会升高1.4℃至5.8℃，届时海平面将大幅上升，包括上海在内的众多城市将被大海淹没，人类生存将受到严重侵害。有鉴于此，全球气候变化推动各国利益不断融合和碰撞，以及与之同步发展的全球制度化建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 　　从对国际层面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作出的制度反应的问卷中，我们可以看出，在60名受访对象中，大多数人认为国际制度的发展仍然是滞后的。因此，尽管国际气候变化制度不断发展，但是全球对于气候变化治理问题的制度化仍然有更高的要求。 　　国际制度的产生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社会化过程而自发生成的；二是因为霸主(或主导的国家)的作用而强制规定的。在气候变化领域，国际制度的进展主要受到社会化进程所决定，该进程的重要原则是多元行为体以及全体共识原则，即国际制度必须在参与各行为体都同意安排的前提基础上才能够形成，并非少数同意就可以。要从根本上化解气候变化危机，首先需要推进国际气候变化制度的演进。然而在所有全球性国际制度中，气候变化最复杂也最具有不确定性，对人类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影响也最大。谁是受害者，谁应该付出代价在气候变化国际制度中特别难以确定。显而易见，达成多元行为体以及全体共识原则，顺利开展全球气候变化合作十分艰难。 　　 　　二、国际气候变化制度的实质研究 　　 　　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强调以实力(relative power)为基础的外部环境(格局、相对和绝对力量对比)因素在塑造国际制度中的重要性。国际关系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则强调利益分配，制度设计，信息与交易成本会产生不同的偏好(preference)。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理论强调集体认同、共同的信念和规范对决策者的影响。在气候变化制度中，根据实证研究，很多受访者都认为，国家实力和权力竞争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首先，权力决定了国际制度的演变。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的演化缘于国际权力分配的变化、不同成员国家利益的变化。基欧汉和奈认为，在每个议题领域，国家会谋求相应的内在国家利益，在体系中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