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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心灵嘹亮的语文教师 　　温州中学成旭梅老师专著《自由与界限――我的精神语文》，日前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成旭梅老师是我的同事，也是同道，人书同气，她在书中如是说：“我相信，精神的真实、独立、超拔、创造，在局限中寻找可以走向的自由之维，这是一个教育者应有的觉知。我知道，因为这种独立思考精神的坚持与突围，教育者几乎就是那悲壮的西西弗斯，冲破群体的围蔽，引领被教育者去行走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之路，去面对自己的灵魂，拷问存在的意义，这是他此生的命运，也是智慧。”掩卷，阵阵语文旧象新象浮现毕生。 　　华东师范大学周宏教授在《文汇报》发表的《加分救不了语文》一文中写道：语文分数的增加，使得语文在招生考试中分数一家独大，她从此将几乎决定考生的命运，因此，广大师生确实会更重视语文课。但是，这样做真的能使语文回归到她应有的位置，使学生重新喜欢语文吗？重视语文课等同于重视语文本身吗？会不会事与愿违，反而使学生更加讨厌语文？会不会使他们只重视语文如何应试，从而使语文应试教育愈演愈烈？有一点是肯定的，用分数的诱惑（更准确地说是威胁利诱）来迫使学生重视，和拉郎配几无差别。你见过几个拉郎配善终的？上海的一位语文特级教师说：“180分就像GDP，一定会刺激各种神奇的教学行为和竞争绝技，语文极有可能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摇身一变而成为一个没人喜欢但也没人敢轻视的‘土豪’。‘鸡肋’让人遗憾，‘土豪’则更为可笑。”说出了许多业内人士的心声。 　　这样的质疑掷地有声。语文教师必须有姿态来回应。如何让学生重视语文，这样的反思从上个世纪初就已开始。朱自清先生在《怎样学习国文》中有这样的表达：国文学科，在学校里是一种重要的功课，与英算居同等的地位。可是现在呢？国文只是名义上的重要了，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一般学生存在着错误的观念，以为我们是中国人，学中国文，当然是容易的，于是多半对这门功课不很用功。叶圣陶先生在《认识国文教学――发刊辞》中指出：而国文教学尤其成问题。他科教学的成绩虽然不见得优良，总还有些平常的成绩；国文教学的向题却不在成绩优良还是平常，而在成绩到底有没有。如果多多和学校接触，熟悉学校里国文教学的情形，更多多和学生接触，熟悉学生运用国文的情形，就会有一种感想，国文教学几乎没有成绩可说。这并不是说现在学生的国文程度低落到不成样子的地步了，像一些感叹家所想的那样；而是说现在学生能够看书，能够作文，都是他们自己在暗中摸索，渐渐达到的；他们没有从国文课程得到多少帮助，他们的能看能作当然不能算是国文教学的成绩。 　　沉疴积弊，已非一朝一夕的事，提高中高考语文分数能否治本，正如周宏教授的质疑，问题肯定远非这么简单。我们的目光自然会聚焦到语文本身的学科规律和语文教师这个群体。这个时候，我们阅读成旭梅老师的专著《自由与界限――我的精神语文》就彰显了其意义。诚如作者在该书的引论中所指出的：“我谦卑于我的教育身份；并因为这样的谦卑，审慎于我的教育行为――我希望我为学生打开的这扇门，更可能是一扇通向无限可能无限自由之门，一扇面对生命此在意义与未来意义之门。因之，我坚持我的“精神语文”之路，坚持以反思的姿态面对教育。 　　这是一个心灵嘹亮的语文教师。语文教师的课堂行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语文课堂的魅力，影响着学生对语文学科的喜欢程度。 　　我们熟知的中学教材中的两个语文教师形象，一个是别里科夫，一个是陈最良。我曾经在《生命中不能缺失的“个”》中写过：别里可夫这辈子没有结过婚这是无疑的，至于他是否为事业荒芜了大事，我们就不必推敲了。其生态是那样的黯淡、阴郁、狭仄和低垂，生命被禁锢得厉害，自缚得厉害，那么多死结，那么多壁垒，那么多禁忌，你何以能期望他的灵魂能明快起来？听命于时尚、舆论、集体价值、世俗评价的暗示和怂恿，惟独缺失了自个，消解了私人，惟独没有个体的理想和选择。在这样的前提下，其实无论你是那样的风光八面的时令人物，这生命的自主快乐还是打了折扣，还是别里可夫一样的角色。而陈最良，或许更值得我们语文教师去反省，这是我在《谈“情”是一个问题》中的体悟：对陈最良的尴尬，笔者特有感触。杜丽娘的父亲杜宝选择“饱学”的腐儒陈最良做塾师，乃是同气相求，他们的道德理性、思维定势无多大差别。但是与杜丽娘之间存在隔代交流，从不同年代获得的经验信息和个人情感，把他们相隔。也因此在杜丽娘们是最真切最直接而简单的阅读感受，在陈最良们的眼中被漠视了。从对《关雎》的理解上来看，杜丽娘从鸟儿的求偶联想到男女求偶，进而想到求偶行动是人生历程中最自然的程序，如此而已。重要的问题在于，正是在这种联想的基础上，情感受到激发，鸟儿飞鸣所构成的情境就成为被精神体验的语言了。在鸟儿的欢叫与诗中人自身的处境形成强烈对比的情况下，她自然感到生存的意义没有在人伦关系中得到充分肯定的缺憾。而已深受程朱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