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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教材中的又一悲剧形象 　　摘 要： 师陀小说《说书人》中的主人公，也就是说书人，是一个足以令我们为之动容的悲剧形象。他的悲剧源于时代，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战乱环境使他注定是一个不被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接纳的孤独者。作者采用独特的局限型叙事手法，讲述情节质朴简单、人物和情感却震撼人心的故事。说书人形象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自身所具有的精神品质，更在于其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深深震撼着我们。 　　关键词： 《说书人》 生命形象 文化底蕴 　　《说书人》出自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是2014年教材篇目调整新增的一篇文章。这篇课文选自师陀的小说集《果园城记》――我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沦陷区乡土小说代表作品之一。《说书人》这篇文章原来的副标题是“果园城记之十一”。《果园城记》里的作品旨在从文化层面上挖掘中国乡村生存状态，揭示民族劣根性，从文化层面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审视。写于抗战时期的《果园城记》就是这样一部夹杂着作者浓厚乡土情结的作品。在《果园城记》的序言里，师陀如此评价：“我有意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他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情感、有寿命，像一个活的人。”①读罢《说书人》，能够被其所包含的生命形象、文化底蕴深深震撼，而心中涌现的情感更是五味杂陈。 　　一、说书人――他是一类人中独特的那一个 　　文中在对说书人的形象刻画过程中，数词的应用信手拈来，尤其是“一”这个数。比如第一段写道：“他有一把折扇――黑色的扇面已经不见了，一块惊堂木――又叫作醒木，一个收钱用的小笸箩，这便是他的一切。”说书人所拥有的仅仅是这几样说书道具，而且每样只有一个，扇子连“黑色的扇面都不见了”都没有换新的，可见其生活的窘迫。除了生活困窘外，“一”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出他的孤独。他没有孩子，没有家庭，死后也被埋到永远不会有人来祭扫的乱葬岗。除此之外，更有他人对其不解和对其职业的蔑视。说书人的一生，陪伴他的是他的说书道具和听众们。可是，在他为了说书呕心沥血、身体都垮了之时，“他的老听客慢慢减少了”，老人逐渐死去；孩子逐渐长大，有了大人的责任，无暇再去听书了。他死的时候是如此孤单，没有亲人，也没有听众，抬灵柩的人对他除了鄙夷外，再无其他。就这样一位朴实、坚韧的民间艺人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挂念他的人――如文中的“我”的内心会有无限悲伤涌动，但对于其他人而言，他的离开并不是稀奇的事，也压根不会在意。 　　文中有一句话颇具深意――“说书人，一个世人特准的说谎家”。说谎本是一个贬义词，在这里却变成了褒义，还是“世人特许的”说谎家。说白了，是世人需要这份职业，需要这份职业带来的乐趣，说明说书人的存在对于世人的价值。但是尽管是世人特许的说谎家，尽管他的技艺得到认可，他依旧是贫苦社会的底层。说书人的困窘是贯穿在整部小说中的，坚持着说书直到死去，生活却从来都没有得到真正改善。比如第五段：“时光于是悄悄地过去……说书人所有的仍旧是那把破折扇，那块惊堂木，那个收钱用的小笸箩。”“渐渐的他比先前更黄更瘦；他的长衫变成了灰绿色；他咳嗽，并且嗜血。”物质生活条件越来越差，身体越来越差，死亡对于他而言是一种必然。尽管小说淡化了对其死亡情景的描述，读者还是能够体会到他的死是多么凄凉。 　　对于说书人，每位读者或许都会产生一种悲悯的情怀。文中说，这是一种贱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像说书人这样的人，他的命运似乎是注定的。他努力说书，努力给听众带来乐趣，却难以养活自己，连死都那么悲凉。无论如何，只要作为说书人这样的技艺人，他就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就像说书人生活的这个小城一样，平静得经不起一丝波澜，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动，每天的生活像排练了一样，有条不紊地上演。但是，这个小城背后的东西太过厚重，总有些扑朔迷离看不透的深邃，有着说不出的压抑。这应该是依托于这片土地上面浓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气息的另一种体现，使得果园城这片神奇的土地富有生命力的张力，足以震撼到人的心灵，引起人们意识深处的情感共鸣。 　　二、局限型叙事手法的巧妙运用 　　师陀的《说书人》采用的是局限性叙事视角，将叙事者直接与文中的主人公“我”合二为一。不仅采用的是人物的内聚焦透视，所选用的第一人称作为叙事者更使得整篇小说颇具特色。文中有一个叙事主人公“我”贯穿全文，“我”并非小城中的人，而是一个外来者，小说就是用“我”的视角带领读者回顾那个年代，走进那座小城，走向说书人。整部小说的情节作为一种意识流，在“我”的回忆中进行着。师陀曾说：“我的短篇小说有一部分像散文，我的散文往往像小说，我自己称之为四不像。”首先，对于师陀的这句自我评价，其小说散文诗一般的语言风格这里不再多加赘述。在叙事形式上，不同于站在“上帝的视角”那种全知型叙事风格，这种局限型的叙述方式使得叙事主人公视角可以在小城中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