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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检察视角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反思与困境突围 　　摘 要：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首次以基本法的形式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明确了非法证据的种类、审查程序以及排除规则，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司法制度的进步。但经过对重庆市A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案件进行实证分析，突显出检察机关在排除非法证据时面临着以下三个困境：一是“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重国家轻个人”的密闭性侦查模式阻碍了非法证据的认定和排除，二是法律授权不明和工作机制缺乏，导致调查手段处处受制于人，三是双重的职能定位造成监督与配合难于平衡。针对上述困境，建议从重构证据审查方式、完善法律授权和建立配套工作机制、构建新检警关系模式三个方面着手以寻求突围的路径。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困境反思;困境突围 　　中图分类号：D9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1-0147-04 　　据统计，2013年重庆市A区人民检察院共办理了998件提请批捕案件，其中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案件共计19件21人，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的有11件11人，未排除的有8件10人。到2014年，该院办理的提请逮捕案件下降到794件，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案件也下降到13件13人，其中排除非法证据的有4件4人，未排除的有9件9人。如下图所示： 　　从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理由上看，大部分集中在刑讯逼供（共26件）、诱供方面（共2件），而少量表现为公安机关伪造证据（共3件）、讯问笔录内容与同步录音录像不一致（共2件）。具体情况见下图： 　　一、检察机关在排除非法证据时所面临的困境 　　为了更直接地反映检察机关在排除非法证据时所面临的困境，我从众多的案例中挑选了三个作为代表集中进行分析。 　　案例1：2013年12月，石某因贩卖毒品被民警当场抓获。后民警以涉嫌贩卖毒品罪将石某提请A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在检察机关承办人讯问石某时，石某对其明知他人贩毒，仍帮助他人完成毒品交易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其控诉民警对其进行了刑讯逼供，将其吊起来殴打，逼迫其承认在这次贩毒中获利，后其不忍痛苦被迫向民警交代其从中获利的犯罪事实。另外，石某还当场向检察机关承办人展示了其双手被吊起所造成的勒痕。后检察机关承办人要求公安机关证明石某供述的合法性，公安民警遂提供了石某在派出所和看守所被讯问时的同步录音录像，证明石某在供述时未被刑讯逼供，且整个供述过程表情自然，无异常表现，同时民警还提交了刑事办案说明称石某双手上的勒痕系手铐拷得过紧造成，而非民警蓄意对石某进行刑讯逼供。但经审查后，检察机关承办人认为石某手上有明显的伤痕，不排除石某被刑讯逼供的可能，遂对石某在公安机关的有罪供述全部予以排除。 　　案例2：2013年6月，犯罪嫌疑人余某来到其打工的重庆市A区某工地上盗窃了10层户内进电箱里的电线（共价值1 000余元）后，随即带着偷得的电线逃离现场。第二天，工地老板发现入户电线被盗，遂打电话报了警。经民警来到现场勘查，并在周边进行了走访，未发现任何人具有作案的嫌疑。约一周后，余某因心生害怕就主动来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办案民警在听取了余某的交代后，判断余某盗窃的电线数量较大，只有其一个人不可能将电线全部运走，遂对余某进行“法制教育”，以承诺帮余某办理取保候审的方式诱使其交代同案犯。后余某为了让民警帮其办理取保，遂“主动”指证其舅舅张某也参与了盗窃。当天，民警就将张某传讯到派出所，仍采取相同的方式让张某“自愿认罪”。后民警将余某提请A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而对张某进行了取保候审。在审查逮捕期间，承办人在讯问余某时，余某当场否认了其在侦查环节指证张某参与盗窃的供述内容，并将民警对其进行诱供的情形向承办人进行了陈述。然后，承办人要求办案民警对张、余二人的供述合法性进行说明，民警提供了同步录音录像证明其未对张、余二人进行过刑讯逼供和诱供。之后，承办人又核实了张某，张某也辩称其系受民警的诱供才“自愿认罪”。经审查，承办人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排除公安办案民警在讯问余、张二人时使用诱供获取有罪供述的可能性，遂依法对民警违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全部予以排除。 　　案例3：2013年7月，犯罪嫌疑人苏某在重庆市A区某洗浴场所盗窃他人的财物，被公安机关抓获后以涉嫌盗窃罪向A区人民检察院提请逮捕。在审查逮捕阶段，苏某控诉其被刑讯逼供，导致左耳耳膜穿孔。后承办人遂要求公安机关提供证据证明苏某有罪供述的合法性，并要求公安机关对苏某伤情进行检查，对伤情的形成时间、原因进行鉴定。后办案民警向承办人提供了苏某供述的同步录音录像，证明苏某在苏某系自愿交代犯罪事实，同时民警提供了苏某的体检病例和法医意见，证实苏某左耳系陈旧性穿孔，不能对其形成时间及原因进行鉴定。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