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楚辞》观望“痛感之美”.docVIP

从《楚辞》观望“痛感之美” 　　摘 要：从历代文论对《楚辞》的研究出发，找寻“发愤著书”思想的成因。通过研究汉代以来文学大家对“发愤著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比较“痛感之美”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反推”作用，以观望知识分子所推崇的“痛感之美”。 　　关键词：发愤著书 痛感之美 《楚辞》 　　一、引言 　　《楚辞》中收录了屈原的传世之作，还选录了宋玉、贾谊等人的辞赋。两汉文论研究的特点是强调文学和政治教化的关系、文学的社会教育作用，侧重于探讨文学的外部规律。其中，儒家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文艺思想的基本纲领表现为“文学→人心→治道”的“诗教”公式，注重于阐述文艺和现实、文艺和时代的关系，并明确提出了美刺讽谏说。尤其是对《楚辞》的文论批评，从刘向、司马迁再到扬雄等诸多评论家的文论思想中，深刻地归纳和总结出文学创作与现实之间的审美距离――在乎“痛感之美”。 　　笔者从《楚辞》的研究文论中，找寻“发愤著书”思想的成因。并通过自汉代以来文学大家对“发愤著书”创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来论述古代文论所推崇的“痛感之美”在当下的现实意义。 　　二、两汉《楚辞》的文论研究 　　《楚辞》收录了屈原的全部传世之作，还选录了宋玉、贾谊等人的辞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汉代的《楚辞》研究包括注释训解和作家作品评论两部分。其中，刘向、司马迁和扬雄、班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特点的评论有代表性。通过评论，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文艺思想成为汉代文论的重要内容。 　　最早对屈原和《楚辞》作出评价的是贾谊（公元前200～168）。他在《吊屈原赋》中充分肯定了屈原的为人，赞扬了他不向黑暗现实妥协、不与馋?A小人同流合污的高尚精神。继贾谊之后从儒道结合的角度，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全面评论并给予了极高地位的是淮南王刘安。据班固《离骚序》中的引用，联系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可知，刘安所作《离骚传》前有叙，对《离骚》作了重要评论。刘安认为，《离骚》可与儒家经典相媲美，兼有“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的特点；指出屈原虽处浊秽之中，却能泥而不滓，保持品德的高洁。除此之外，班固在《离骚序》中记载：“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在《史记?屈原传》中有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由自己的身世而联想到屈原的为人，又“未尝不垂涕”。由阅读中的情感共鸣进入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理性思考时，司马迁对屈原高洁的人格――“志洁”“行廉”和《离骚》的思想成就――“明道的之广崇，治乱世之条贯，靡不毕见。”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其艺术方面，司马迁更是毫不吝惜地评价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三、从《离骚》到“发愤著书”思想形成 　　仰望《离骚》在古代文论中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司马迁认为，屈原心中有“忧愁幽思”之怨，就在于《离骚》是怨愤的产物。正所谓“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馋陷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者，犹离忧也”。 　　不禁让人想起屈原的生平和创作实际。屈原曾谈到自己的创作是“发愤以抒情”（《惜诵》），这种怨愤不只是一己之情绪，而是一个“志洁”“行廉”的正直诗人对不合理的现实发出的沉痛抗议。由于政治抱负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诗人便愤而著书，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抒其愤”。 　　司马迁因替李陵投降匈奴一事辩解而获罪，遭宫刑。出狱后，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不巧巨著《史记》。《史记》有云：“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h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亦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通过司马迁的真情抒发，可知司马迁不再把文学创作视为美讽刺喻的工具，而是把文学当成抒泄愤懑，实现作家社会抱负的途径，这显示了司马迁不同于儒家教化中心论文艺观的进步性。 　　汉代批评家通过对屈原及其创作的评论，奠定了“发愤著书说”在文论史上的重要地位。把怨愤之情视为文学创作灵感的源泉，把“发愤著书”看作文学作品取得艺术成就的必要条件，由司马迁引发，并由历代批评家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论家刘勰认为，“‘志思蓄愤’是为情而造文，其楷模《风》《雅》”。刘勰在其文论思想中一直推崇和强调的是“为情而造文”，而非“为文而造情”，他主张，只有发自真情实感的文墨才会成为经典，只有自然流露的情感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