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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北大社会学毕业生的返乡报告 　　我的老家在江西庐陵，这里是欧阳修故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里也是革命老区，星星之火，在此燎原。 　　我生于斯，长于斯，出于对这片故土的热爱，从北大毕业后，曾满怀着一腔热血返乡从教，算是对这片热土的一点点反哺。后来回京工作，故乡依旧萦绕心头，几乎每年春节我都尽量返乡探亲访友。 　　由于工作的缘故，我最近两年的春节都是在国外度过的。今年一放寒假我便匆匆赶回老家。其间的所见所闻，让我惊讶于故乡的面貌变化之大，远超我的想象；有些变化，甚至令我不寒而栗。虽然之前看到过不少“返乡日记”之类的文章，描绘乡村凋敝的景象，也读过作家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这类纪实文学作品，对中国乡村的剧变有一些感性的认知，然而当自己回到故乡，直面家乡的面目全非时，心头依然涌起巨大的悲凉。 　　礼俗秩序变迁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指出，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而围绕这一人际关系格局，衍生出的一系列礼节和习俗，建构出了农耕时代的乡村社会图景。而随着时代变迁，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对农耕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原有的礼俗秩序几近崩塌。 　　春节前，父亲领着我和在家务农的弟弟一起去山上扫墓。按照习俗，每年清明和年底，晚辈都要到先人坟前祭拜，供上各种祭品，给坟头铺上新土，再烧些纸钱，以寄托哀思。整个过程还是很讲究的，点几根蜡烛、烧几根香、祭品供上的次序、祭品如何摆放、铺土时的说辞、纸钱烧多少、烧完后如何祭酒，等等，有一系列的要求。由于吾乡地处山区，先人逝后一般都葬于山上，如不坚持每年祭扫，坟墓过不了几年就会被灌木和杂草淹没。由于父亲的坚持，祖辈的坟茔依旧完好，每年的祭祖仪式，维系着血缘纽带连接的这分脉脉温情。然而不远处的一些坟头，却因后人外出打工、疏于祭扫而几近淹没于草木之中。血脉亲情的疏离将随着城镇化进程而加剧，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县城或镇上购置房产，几代之后，晚辈们可能连先人托骨何处都不得而知了。 　　不仅是祭礼日渐式微，婚礼同样大受冲击，传统的“婚聘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基本难以为继。虽然包办婚姻大为减少，这应该算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然而“奉子成婚”的现象却日渐增多。年轻一辈在城里打工，谈了对象，生了孩子，再回家补办婚礼的大有人在，我今年回老家听闻的几场婚礼竟大多是这种情况。虽然“奉子成婚”也无可厚非，甚至办不办婚礼都应该成为自由选择，但是年轻一辈回老家办完婚礼后将孩子交给老人照料，他们再出去打工，就造成了留守儿童亲情缺失、监管缺位等一系列问题。 　　除了婚礼，像新生婴儿满月、满周岁、各个整十的生日等作为人生历程的重要节点，原本在乡村都要隆重庆祝的，现在一切从简，原本亲友之间礼尚往来的各种讲究基本都不再沿用了，通通简化成了“一个红包一顿饭”的交情。而且由于年轻一辈大多外出打工，这些宴席往往要等到年底亲友返乡后再办，有的甚至干脆就不办了。我小儿子的满月酒就是我年底回老家才办的，原本打算在家里办，更加热闹一些，然而因为天气寒冷，帮厨不好找等原因，最后只好改在镇上的饭店，没有了想象中的热闹，一顿饭过后，亲友们便又各自散去。 　　至于节庆，由于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很多节日都名存实亡，也就春节还保留了一些喜庆的气氛，亲友们还能尽力回家团聚。“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王宝强的这句歌词唱到了朴实农民的心坎里，农耕文明安土重迁的习性，使得我们不管离家多远，都心向着故土，盼望着和亲人的团聚。虽然在短暂的团聚之时，可能连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少，但是亲戚不走动，亲情便散了，春节还是为日益原始化的社会提供了有限的一点点黏合剂，让昔日人情往来密切，充满温情的乡土社会不至于彻底土崩瓦解。 　　拜金之风日盛 　　回到老家，和亲友见面被问起最多的问题就是“你的工资是多少”。金钱成为衡量个人成就的重要标尺，当然如果你是公务员，还会格外受到青睐，官本位观念在乡村依旧根深蒂固。如果说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而非法治社会，这一特点在乡村表现得尤为明显，拥有金钱或者权力就能让你成为口口相传的典范，在酒桌上成为座上宾，掌握核心话语权。至于获取金钱或权力的路径是否合法，往往不被过多在意，因此权钱交易、传销、高利贷、非法集资等成功的“捷径”便不断侵蚀着乡村社会，撩拨着村民们日益膨胀的金钱欲望。 　　说起传销，我早就听说过村里有人在外打工时陷入传销组织，最后家人拿钱去赎，才把人救出。我万万没想到传销居然会祸及自己和家人。去年我表妹突然给我打电话，哭着说她被人骗了，要向我借钱，而且开口就要上万元，问她被骗的详情，她说得漏洞百出，于是我起了疑心，问她是不是陷入传销了，她就不再与我联系了。后来从家人处得知表妹被她的同学骗到安徽合肥搞传销，我姑父亲自去合肥把她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