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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部曾经的辉煌 　　在工业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煤炭、石油产量是国家实力的硬指标。尤其是在内燃机时代，石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轴心国的石油产量仅为盟国的二十五分之一，才迫使日本人为了石油，偷袭珍珠港；逼得希特勒为了石油，孤注一掷，盼望拿下高加索的巴库油田救命。对于石油的重要性，朱德总司令有着相似的认识，他曾对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说：“石油重要啊！没有油，坦克、大炮，还不如个打狗棍。” 　　即使在和平时期，石油仍然是一个国家工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石油问题。说：“要搞建设，石油不可少。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啊！”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就遭遇西方国家的战略封锁。西方国家把石油禁运当做“窒息红色中国”的武器。当时，别说是发展工业化，就是基本的燃料问题都难以为继。这就意味着，新中国的石油工业必须不走寻常路，不能慢慢悠悠、按部就班地发展，而是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用最短的时间，取得最大的成绩。 　　1950年代，中国模仿苏联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计划经济体系。国家在垄断资源的同时，也包办了人民的“衣食住行”。按照社会需要，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部委建立起来。在“衣食住行”之外，“燃料”是急需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新的中央人民政府里出现了“燃料工业部”。燃料工业部到1955年撤销，设立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和化学工业部。 　　“走在街上矮三分” 　　由于缺乏石油，就连北京的公共汽车上，都不得不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煤气包。第二任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人在北京沙滩附近，看见王进喜蹲在马路边，一声不吭，愁眉苦脸，闷着头抽烟。就问他：“为什么愁眉苦脸的？”他说：“难受！”“啥事难受？”“你看嘛！”他指着街上背着煤气包的汽车说着，就流下了眼泪。当时，一顶“贫油国”的大帽子扣在中国头上。 　　为了加强石油战线的力量，1952 年8月1日，毛泽东亲自签署命令，把人民解放军第19 军57 师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师长张复振、政委张文彬带来了77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经过专业培训、学习和实践，这支部队成为了石油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寻找石油往往要行走在荒原戈壁，风霜万里，颠沛流离，兼之物质匮乏，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到1952年底， 玉门油田原油产量达14. 26万吨，成为新中国最大的油田。中国的石油工业总算有了点基础。 　　1953 年底，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把地质学家李四光请到中南海。李四光根据数十年来对中国地质的研究，运用其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向中央领导人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1954 年12 月国务院决定，从1955 年起，除石油管理总局负责石油的勘探开发外，还由地质部、中国科学院分别承担石油资源的普查和科学研究工作。1955 年7 月成立了石油工业部，全面加强石油工业的生产建设工作。当年10 月29 日，终于发现克拉玛依油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石油勘探史上的第一个突破，也是新中国开发建设的第一个较大的油田。 　　尽管如此，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中，唯一没有完成任务的就是石油工业。1957年，石油国产率只有38%，进口石油花去了1.34亿美元，占当年进口总额的7%。这令石油部的职工倍感压力，石油工人感觉：“走在大街上都觉得矮三分。” 　　向“老大哥”学挖油 　　纵观新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康世恩是个绕不过的角色，他早年参加 “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学习，未修完学业就投身革命。解放前夕他是接收玉门油矿的军代表，介入石油行业比较早。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时，几乎所有的部门都有苏联专家，石油工业部也不例外。1953年，时任石油部部长助理的康世恩率领苏联专家组到全国考察。在考察期间，康世恩抓紧一切机会学习，任何问题都要问个水落石出，做到有头有尾。 　　石油工业部正式成立后，康世恩率石油代表团访问苏联，历时半年，苏联石油工业部竭尽全力为代表团介绍经验，说明中国含油气远景很大，并介绍了区域勘探、找二级构造带、上地台等寻找大油气田的许多理论和方法。他为全国石油勘探会议写了1.6万字的建议书，深刻反省了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在中国如何找油，应采取的方针和方法。 　　康世恩一边当副部长， 一边当学生， 身边有一个技术娴熟的苏联石油专家智囊团。1958 年，终于在青海冷湖五号打出日喷800 吨原油的高产油井，探明冷湖油田。到1959 年，石油部共发现31个油田、12 个气田，初步形成玉门、新疆、青海、四川四个石油天然气生产基地，四个基地原油产量达276.26 万吨，全国原油产量达373.3 万吨，自给率达40.6%，成为初具规模的新兴工业部门。 　　1959年，中苏两党的分裂导致国家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