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土耳其，北约心情挺复杂.docVIP

面对“新”土耳其，北约心情挺复杂 　　近年来，随着中东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土耳其外交表现颇为活跃，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土耳其与北约关系发生微妙变化。例如，土耳其的东方外交更加积极，在乌克兰危机期间对俄罗斯的态度与西方有所差异，甚至优先考虑与中国的防空系统合作等，这些行为在北约看来颇有些标新立异，甚至不合乎“规矩”。其实，即便谈不上独树一帜，土耳其也是北约内比较特殊的一员：从地理位置看，与许多北约成员国（尤其是初创之时）位于大西洋沿岸不同，土耳其身处欧亚大陆腹地;从文化背景看，与大部分成员国的基督教色彩不同，土耳其是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冷战后尤其是近年来，北约渐渐出现了对土耳其担忧、质疑甚至批评之声。其实，土耳其的行为并非不合逻辑，需要调整的可能更多的是北约，至少是北约的心态。 　　“新奥斯曼主义”下的土耳其强国梦 　　自从摆脱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包袱、建立了现代土耳其国家后，从凯末尔至今的几乎所有土耳其领导人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现代强国梦。虽然加入北约等西方集团在冷战期间具有制衡苏联的地缘政治与安全涵义，但借此与欧美国家靠拢并效法其现代化发展道路，毫无疑问也是土耳其的重要战略目标，故而亦为探索强国梦的一部分。 　　不过，正如其他欧亚大国（如俄罗斯）一样，土耳其的地缘与历史文化特性决定了其外交必然是多向度的，即东西方兼顾。这一点在冷战结束后日益明显地展现出来。从厄扎尔当政期间开始，土耳其领导人就不断尝试着调整对外关系新的平衡点。2003年，埃尔多安就任总理后，土耳其的外交加速转型。特别是其外长达武特奥卢就土耳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应该追求的目标以及采取的政策措施等战略性命题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了一套系统性的理论。这些外交方略被称为“战略纵深主义”，又由于达武特奥卢的外交思想在客观上是为了使土耳其重现类似于奥斯曼帝国那样的辉煌，特别是其在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显要地位，故而又被某些有影响力的西方媒体称为“新奥斯曼主义”。 　　根据“新奥斯曼主义”（达武特奥卢本人并不接受这一概念），土耳其最终是为了获得与其蒸蒸日上的国家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地位，并再次成为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处的地区性强国。达武特奥卢认为：在奥斯曼帝国曾经统治过的那些地区，土耳其有理由也有条件去与当地的所有国家均建立起平等、友好、合作的关系。虽然今日土耳其的综合国力与上述地区的大部分国家相比都更加强大，但达武特奥卢断然否认了安卡拉怀有重新追求地区霸权甚至所谓“历史性”疆界的政治企图。相反，他明确指出了新外交理念的平等诉求。不过，基于土耳其共和国在现代化道路成功后所积累的雄厚国力，“战略纵深主义”要求它致力于“在我们的地区建立起值得期待的、永久的和平秩序”，“如果从秩序的层面而言，这意味着奥斯曼治下的和平，而和平又意味着秩序的话，那么土耳其就应该尝试着建立这一秩序。” 　　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土耳其外交不仅打开了某些新的领域，而且更加彰显了个性。正如达武特奥卢所言，今日土耳其“已不再仅仅是北约的一个侧翼国家”。它的自信和自主令国际社会频频侧目：土耳其与长期以来的竞争对手伊朗改善了关系，并在伊核问题的国际谈判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所谓“土耳其模式”在近年来某些动荡后的北非国家重新受到推崇;而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则发生在200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当以色列总统佩雷斯为以色列对加沙动武辩护时，愤怒之下的埃尔多安不顾劝阻，拂袖退场而去。凡此种种，也许人们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普遍的看法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地区强国――“新”土耳其轮廓初现。 　　北约还需新思维 　　当土耳其为了彰显其地区性大国抱负而把更多的外交资源和注意力投向东方时，北约对此并不太在意;当土耳其积极参与伊朗核问题的斡旋时，西方大国也认为那是一项有益的举动。但是，当土耳其在乌克兰危机期间保持政策独立性，并与北约内西方大国的立场产生差距的时候，北约对土耳其就有些不爽了。 　　乌克兰危机是对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一次重大挑战。尽管最初北约成员国在采取何种具体应对措施方面尚有不同看法，但在威尔士峰会召开之际，北约已经明确了将俄罗斯视为主要对手的立场。在此基础上，北约成员国在政治上一致孤立俄罗斯，军事上则组建了专门针对乌克兰事态的快速反应部队，在波罗的海举行大规模演习，海军舰艇驶入黑海向俄罗斯示威。正当大部分成员国齐心协力的时候，北约却失望地发现土耳其的姿态放得很低，相当不给力。安卡拉官方虽然很快便承认了亚努科维奇出走后的乌克兰新政府，而且也对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以及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命运表示了关注，但土耳其严格地将对俄罗斯的反应限制在“和平外交”的框架内：不追随美国与欧盟对俄罗斯施加的制裁，而是希望通过联合国或欧洲委员会来解决危机。土耳其在经贸、能源等领域与俄罗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后，土耳其仍然不愿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