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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旧军阀的AB面 　　清朝灭亡后，各地军阀林立，战乱连年，民不聊生。尤其在四川，军阀竟然多如牛毛，报得上名号的就有“巴壁虎”刘湘、“羊子”杨森、“傻儿师长”范绍增、“水晶猴子”邓锡侯，“冬瓜”田颂尧、“多宝道人”刘文辉、“矮子”李家钰、“灵官”王陵基、“老乱”王缵绪、“瘟猪”唐式遵等人。综观这些旧军阀，无一不有嗜杀、好战的人生阴暗一面，但在民族大义和解放事业面前，他们又能显现出深明大义、顾全大局、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人生光明另一面。 　　刘湘当“三军司令” 　　刘湘（1890-1938），字甫澄、法号玉宪，四川大邑县人，曾任国民党四川省主席，21军旅长及第七战区司令等职，最后官拜上将。30年代，刘湘曾是四川实力最强的军阀之一，为抢占地盘与刘文辉兵戎相见，时间长达几个月，战火遍及10多个县。 　　为了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刘湘决定扩充他的“海陆空”三军。他先是买来三条两三百吨重的旧汽船，略事改造，船身周围用铁板拦了一下，甲板上安装几门迫击炮便“大功告成”，这就是刘湘的所谓“军舰”。刘湘将最大的一条命名“巴渝”号，其他两条分别命名“嵯峨”号和“长江”号。这三条“军舰”经常在宜宾至万县的长江航线上来回游弋，煞是威武。每到一个县城或大集镇，“水兵”们都要上岸观光或打篮球。士兵们一个个身穿蓝白道“披肩”的海军水兵服，头戴方型飘带帽，脚穿短统皮靴招摇过市，惹得路人侧目，观者如潮。 　　三条“军舰”在后来几次军阀混战中都曾粉墨登场，由于后坐力的作用，“军舰”每开一炮，都要倒退几丈远，然后再开进，再调整，再开炮。如是几番，因此，每次作战都开不了几炮，且命中率不高，只能起到吓唬对手的作用。 　　时任重庆市政府秘书长的张必果为此作了一首打油诗，把刘湘的“海军”讥讽得淋漓尽致。诗曰：“好个‘巴渝’大兵船，由渝到万才七天。一切设备都齐整，外有纤藤两大圈。若非拉滩打到退，几乎盖过柏木船。布告沿江船夫子，浪沉兵舰要赔钱。”闻者莫不捧腹。自古只有兵船浪沉民船的事情，哪有民船浪沉兵船的道理？ 　　此诗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刘湘闻知后哭笑不得，不久便找了个借口，撤了张必果的职。 　　后来，其中的一艘“军舰”被卖给重庆民生公司当货轮，解放后又被重庆一家兵工厂收留。富有戏剧性的是，文革期间这条“军舰”还被“造反派”拉出来，拿去炮轰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30年代，在二刘大战及四川军阀混战中，刘湘“空军”的飞机频频出动。刚开始，对手还不敢轻举妄动，不过时间一长，就被人看透刘湘的“空军”中看不中用。虽然刘湘不惜重金购置飞机，但舍不得花钱购买专用的航空炸弹，飞机只能投掷炮兵的迫击炮弹。可是，这种“炸弹”需要飞行员亲手投掷，难以掌握投弹时机，轰炸效果可想而知了。没多久，“空军”又改用步兵的菠萝式手榴弹，将手榴弹成串地捆起来，系在飞机炸弹挂架上往下抛，但手榴弹要落在硬地上才能爆炸，落在水田里或沙地上，非但不能爆炸杀伤，反而会被对手回收使用。 　　一计不成，刘湘又生一计，他指示作战参谋让“空军”改用石匠们修路砌桥用的石条代用“炸弹”，这可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起初，石条纷纷从飞机上扔下来，地上的老百姓乱作一团，唯恐避之不及。可没过多长时间，老百姓的恐惧云消雾散，还盼着等刘湘的“空军”来轰炸。原来，川西平原尽管物产丰富，但是石料非常匮乏，刘湘的“石条”炸弹等于免费送上门的礼物。每逢刘湘开战，老百姓男女老少齐上阵，坐等“空军”扔下石条，拉回去请石匠打制石磨、石碑、猪槽。 　　“三不知”将军杨森 　　杨森（1882-1977），号子惠，四川广安县人，曾任国民党27集团军总司令、贵州省主席、重庆市市长兼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要职，还与蒋介石结了亲家。 　　比起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笔下的云南军阀“十个老婆的麻子”张凤春，杨森有过之而无不及。杨森是当时家喻户晓的“三不知”将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女人，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子女。他的妻妾到底有多少？好事者众说纷纭，有人说是仅有名有姓者就有12人，也有人说是17人，而且杨森堪称“民族团结”典范，妻妾中不乏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女子。 　　这些妻妾先后为杨森生育子女40人，据说杨森一次回广安老家，突然从人堆里跑出一个半大小子喊他爸爸，连杨森都不清楚这是哪位太太所生的儿子，想了一下，最后还只好“算数”。 　　别看杨森是“三不知”将军，但对于这样一个妻妾成群、子女成堆、奴婢众多的庞大家庭，行伍出身的他还真有“两把刷子”，采取了所谓的“家庭军事化”管理手段。 　　他把全家事务性管理工作分配得井井有条：大太太管总务，二太太管会计出纳，三太太管子女教育，四太太负责对外交际，五太太管仆役。其余的姨太太们，有的管服装，有的管采买，有的管贮藏，有的管伙食，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家中没有一个闲人。对于屋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