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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献为本位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 徐寿芝 傅荣贤 (盐城师院图书馆 江苏盐城 224002) 〔摘 要〕 文献是古代目录系统的基本结构本位，凝聚着目录的基本特 征。只有从古代文献的特征、以及不同目录学家对文献的不同态度出发，才能对中国古代目 录学做出具有解释力的说明。 〔关键词〕 文献 中国古代目录学 ? ?目录体系基本结构本位的确定是目录学研究的重中之重。郑樵《通志?校雠略》以“类例” 为目录的基本结构本位，“类例”如此重要，以致于郑樵不仅有“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 论断；他甚至将图书的亡佚也委过于“类例”。其《编次必谨类例论》指出：“书籍亡者 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章学诚目录学思想的核心命题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析言之， 学术之辨章多赖类例和提要以实现；而源流之考镜则藉类例和小序而达致。古代目录正是以 分类为主体，以文字性的小序和提要为两翼的。这样，章学诚是以“目录”作为目录学研究 的基本结构单元的。这有点像20世纪60年代“目录学研究对象”大讨论中主张“目录学是研 究目录的学科”的那一派。1 文献是古代目录、因而也是古代目录学研究的基本结构本位 我们认为，至少就中国古代目录学而言，一本本具体的文献是目录的基本结构本位，文献的 性质凝聚着目录学的基本特征。必须从古代文献的性质出发，检视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相应性 特征。这一命题至少有如下两条结结实实的理据。 其一，中国古代的目录都是面向具体文献的。先贤总是根据实有文献进行分类编目。即便如 《隋志》著录了梁有隋亡之书；郑樵《艺文略》立志“记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 ，那些进入著录视野的“曾有”文献和“实有”文献一样，也是具体的。它不像现代分类体 系(如《中图法》)那样预先制定一个分类表，并准备面向未来可能出现的所有文献。所以， 古代书目如收有宗教一类的书，则必设相关类目，而不收则不设。 其二，中国古代目录学视野下的所谓文献，其性质并不是指今天西方科学意义上学科主题内 涵及其逻辑类项的划分。相反，中国古代文献更多地是一种超文本的、主观心理现实意义上 的存在。它们的性质正如现代阐释学(Hermeneutics)所揭示的那样，必须经由识读主体的接 受、认可以及赋予才能实现。所以，当我们着手对中国历史上的目录学家和书目著作进行研 究时——这其实也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最保险的办法就是从不同目录学家 对文献的不同态度出发，才能揭示出他们深具个性特征的目录学思想。 仍以郑樵和章学诚为例。郑樵力主“实学”，其治学的基本方法是校勘，由此形成了一套旨 在对所有文献抱一种实事求是态度的实学精神。简言之，即重视和强调文献所记载的实际 文本内容，而不是超文本的形而上内容。他在《寄方礼部书》中说：“樵每叹天下本无事， 庸人忧之而事多；载籍本无说，腐儒惑之而说众”。他认为《春秋》并没有寓意褒贬，而只 是记实事，“主在法制，而不在褒贬”。他还写了《春秋传》以“削去三家褒贬说”。而他 的 《诗辨妄》的主要成就是否认《诗序》为子夏作，并反对以美刺说诗。他还对《诗序》作伪 的方法进行了总结，并从来源、史实、语言、《诗》的命题方法等角度作了辨伪工作。对文 献的这一独特理解导致其《艺文略》也呈现出独特的书目分类样态。《艺文略》“总古今有 无之书，为之区别”，创立了“十二类百家四百三十二种”类例体系，分类之详明达到了前 无古人的水平。而这种分类正是郑樵实学精神的必然结果。他在四分法畅行之际，独创了经 、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算术、医方、类书、文等十二大类。他将礼、乐 、小学从经中独立；天文、五行、艺术、医方及类书从诸子中独立，无不充分反映了他的实 学精神。 郑樵立足于实学，更注重文献的、看得见的文本内涵。他讨厌“空言著书”、“虚言”作“ 笺注”。力主对文献抱实事求是的态度，以求“详文该事”。反映在书目分类上，则表现为 企图严格按照学术来类书和类例。比如，他说：“易本一类也，以数不可同于图，图不可合 于音，谶纬不可合于传注，音不可合于谱，名物不可合于训诂，故分为十二种……以此观之 ，《七略》所分，自为苟简，《四部》所部，无乃荒唐”。〔1〕苟简和荒唐本质上 源自对文献理解的过于笼统和抽象。因为超文本的形而上之道具有概括性，使得文献的类别 模糊而缺乏足够必要的专指。确实，“若无核实之法，何以得书之情”〔2〕，不对 文献抱实事求是的态度，怎么能了解文献的确切内涵，又怎么能准确地分类流别? 在实学精神指引下的文献观，导致郑樵不仅在《艺文略》中具体实践了这种实学精神和科学 分类原则；而且，他的《校雠略》还从理论角度全面演绎了这种实学精神和科学修养，提出 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类例和类书原则。如：不应“见名不见书；看前不看后”，“一类之书， 当集在一处”等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