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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著作权登记制度 　　【摘要】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我国著作权的取得采取自动生效主义，即符合法律要求的作品一经完成权利人的著作权便可自动取得，并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我国著作权法中并无关于著作权登记的相关规定，仅在国家版权局制定的部门规章中采取自愿登记主义。然而在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中，因著作权登记问题产生的纠纷屡见不鲜，著作权交易安全受到威胁，第三人利益难以得到保障。本文将结合法律与现实，尝试探讨我国的著作权登记制度，并为其发展完善提出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著作权 登记制度 发展与完善 　　【正文】 　　一、著作权登记的必要性 　　按照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一经完成，不论是否发表，权利人即自动取得著作权，并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既然法律并未明文规定，那么著作权是否还有登记的必要？结合著作权自身性质来看，其权利客体具有明显的区别于一般权利客体的非物质性和专有性，需要借助外在载体的形式方可显现，这便意味着其可被多个主体使用。在著作权交易过程中，未经登记的著作权权属不明晰，交易相对人难以获得交易标的实质性的瑕疵担保和权利担保，易导致一权多卖，造成交易市场混乱，交易安全及善意第三人利益难以得到保证。例如，曾经红极一时的两首流行歌曲《老鼠爱大米》及《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都被卷入著作权权利归属纠纷中，歌曲所有人先后将歌曲著作权进行了多次转让导致著作权归属纠纷；著名作家贾平凹的作品《古炉》，也因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网易均声称对其享有数字版权而陷入权利纠纷。此外，在著作权权利纠纷案件中，若权利未提前在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登记，无疑又会为举证增加困难。 　　二、我国关于著作权登记的立法现状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对著作权登记制度并无明文规定，相关制度主要体现在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如国务院颁布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国家版权局1994年发布的《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2002年公布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法》、2010年制定的《著作权质权登记办法》，2011年10月24日国家版权局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作品登记程序等有关工作的通知》。从中不难看出，对著作权登记制度做出规定的立法文件位阶较低，无法取得著作权登记制度应有的法律效力。 　　三、我国著作权登记制度尚待完善之处及完善建议 　　（一）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缺乏对著作权登记制度的一般性规定，建议将这一项内容加入到著作权法的明文规定中。 　　我国目前涉及著作权登记制度的法律文件均颁发自国务院及其下设部门，按照法律层级来看属于法规和部门规章，位阶较低，难以体现其应有的法律地位。在美国的版权法规定中，登记注册虽不是版权生效的构成要件，但却是日后提起版权侵权之诉、获得侵权赔偿的前提；在日本现行的《著作权法》中，专门用第二章第十节规定了著作权登记的有关问题，对权利归属登记推定登记事项为真，可作为著作权的初始证据。然而在我国法律当中，对此并无一般性规定，相关内容仅仅散见于其他部门法当中，因此建议将著作权登记制度加入到现行《著作权法》当中，以填补立法空白，给予其应有的法律地位。 　　（二）著作权登记机构及程序不统一，建议建立规定统一的登记机构，规定统一的登记程序。 　　《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第三条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版权局负责本辖区的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的作品登记工作。国家版权局负责外国以及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的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的作品登记工作。”这便造成了各地著作权登记机构不统一，并由此引发登记程序、登记事项也不尽相同。国家版权局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作品登记程序等有关工作的通知》也未能完善地规范相关登记事项。鉴于此，建议我国立法中统一规定著作权登记机构、登记程序及内容等，可借鉴专利申请制度和商标权注册制度，由国家版权局统一管理著作权登记事务，委托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具体实施。 　　（三）著作权登记性质和效力界定模糊，建议明确登记性质和效力。 　　现行立法中对著作权登记的法律性质和效力并未作明确规定，导致社会公众对之认识不清，不知道登记有何法律意义。著作权自动产生制度使权利归属不够明确，著作权转让登记效力不明确。这也是导致版权一权多卖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客体的非物质性使得多人可使用之，再加上并未进行登记，缺乏公示公信效力，便容易导致著作权一转再转现象的发生，因此笔者认为法律应当清楚地界定著作权登记的性质和效力。登记性质方面可定性为行政确认行为，这样在版权交易过程中便多出了一份基于对国家机关的信任而产生的信赖，更有利于交易安全，维护交易市场稳定，促成交易成功。此外，若能这样规定，无疑又能为版权交易安全披上一层隐形的保护衣。 　　（四）登记救济制度不完善，建议建立完善的登记救济制度。 　　在著作权登记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