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信仰国家++人类学专题.doc

宗族·信仰·国家 ——对地方权威的控制之我见 摘要：在传统中国，宗族一直在地方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家缺席的时候承担着维护地方秩序的角色。地方信仰则是宗族控制地方的神意手段，地方民众对信仰的需要导致宗族通过对信仰的控制就能控制住地方民众。国家在争夺地方话语权的过程中同样要经过信仰这条“方便之门”。宗族和国家借助信仰在地方事务话语权上展开博弈。可惜，经济所有制的改变使得宗族失去与国家博弈的决定性基础，宗族的性质发生改变。在这种争斗中所展现的权威性质到底如何，也值得探讨。 关键词：宗族、信仰、国家、权威 宗族研究回顾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浪潮袭来，传统文化的复兴方兴未艾。在这一过程中，既存在着口袋鼓了的国民已不满足于物质上的需要，渴望得到更高层次的享受；也存在着全球化的西方文化的波及，地方文化强烈希望捍卫自己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地位，希望在文化大餐中分得一杯羹。而一直以来在地方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宗族和地方信仰也在这股复兴大潮中“迎春初绽”。宗族在传统中国一直是一股强大的地方力量。在国家没有把自己的统治力量深入到地方社会时，地方宗族往往承担着管理地方秩序、维护地方发展和利益的功能。对中国宗族的研究可分为早期、中期、近期三个时期。早期注重于研究宗族的功能，中期着重于宗族的成因和内外动力，晚期则着眼于宗族复兴的背后多方面和深层次的原因。 早期的中国宗族研究发端于20-40年代，方法上受结构-功能分析方法之影响，重视父系祧宗群体在社会中发挥的功能。代表人物如葛学溥、林耀华等，多从亲属制度和继嗣原理方面切入。自弗里德曼始，宗族研究开始跳出单纯的血缘组织研究。弗里德曼受伊文思·普理查德的影响，注重在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脉络中模式化地考察宗族。他将宗族视为有组织的社会实体，认为土地和祖产是其重要基础。葛学溥则提出经济自然宗教与社会控制机制的普遍磨合，整合了个人的人格需要。 在对此传统宗族范式的批评中，70-80年代，发展出另一批较为重视宗族成因和内外动力的研究。比如Ahern注意到祭祖仪式是次生的，不是宗族形成的原动力，甚至可以是非亲属的。这批研究开始尝试从历史的脉络和结合地方社会进行考察，并指出模式分析套用于历史的危险。 由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宗族失去了独立的经济基础，宗族在中国大陆开始消失。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出现，宗族开始了复兴之路。晚期的宗族研究主要着重在对宗族复兴背后的原因的研究。学者们对宗教复兴原因的探讨，一般认为是基于文化传统的“深层结构”与现实的功能需要之结合。如钱杭认为从宗教派生出来的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和责任感这种心理需求是汉族宗族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一种“本体性需求”。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村民理性地选择了宗族作为实现他们自身利益和达到期望的手段，例如家族或宗族可以提供乡镇企业发展或获取社区权力等实际利益的人脉互助。 抛开宗族复兴的多元原因，本土学术界目前对宗族复兴的一个共识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复兴宗族并不是原有宗族的简单复归，而是一种基于现实的再创造。周大鸣在对潮州凤凰村的研究中指出，民间信仰复兴的动力有五种：宗教传统力量；文字与教育的普及；商业活动对宗教用品的推销；大众传播的普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恢复；其中最后一条是复兴的根本动力：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本质上恢复了小农经济，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宗族社会与民间信仰都得以恢复。 宗族的复兴与信仰的复兴有着紧密联系。宗族是一种适应能力很强的社会组织，宗族制度早已融入文化之中与各种制度和意识整合在一起。这种意识自然无法摆脱地方民间信仰意识的影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造成了乡村社会对传统新的需求，导致传统家族意识、信仰意识的复活。再加上村落的有识之士推动村落对自己历史的认同和追求，引起传统公共仪式的回潮。传统的复兴与民间信仰意识的复活，在公共的信仰仪式的推动下，宗族复兴成为事实自然在情理之中。 而台湾林胜俊则有与周大鸣相反的意见，他认为，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民间宗教会自然走向衰亡。而贺雪峰的研究则指出，宗族不会因为经济的变迁或者现代化而消失，相反宗族复兴恰恰说明了现代化进程中民间力量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能力。麻国庆则提出，改革开放后的宗族组织一方面是对固有的宗族传统极其文化仪式的复制，一方面则是“创新”和“生产”。 景军通过大川孔庙重建这一事件，指出文化是一系列为适应环境变迁的发明与创造、又在不断转化的时间，并且这种发明正是基于对以往的历史、权力和记忆的构建与理解。张小军则提出“宗族作为一种实践”的观点，将宗族视为象征的和功能的二重结构，以及日常实践中的实践者、习性与场域共同作用之结果。他认为宗族和宗祠的生消兴衰，并不是一个地方的宗祧群体在其运作中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也不是围绕某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