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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文价值观忧思 　　目前而言，无论从创作数量，还是镜头覆盖率，“70后”与“80后”无论如何都是今天时代文学艺术的创作主体。换句话说，要判断所谓今天时代文学艺术的基本走向，绝对不是那种昙花一现般以“异类”形象在所谓合适时刻出现，勉为其难地代表一下此时代的“厚重”，象征主义地充当一下此时代“知识分子声音”的史诗性、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东西，而是填充绝大部分时空、占领绝大多数版面，仿佛只能由该时代堪当此任的角色提供的今天时代的“正餐”。比如，关于这个时代人所共需的成功及其成功神话，关于这个时代的幸福及其幸福故事的讲法，关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及其精神叙事方向的玩意儿。 　　正因为如此，关联性地看，《小时代》的物质主义及其它的“偶像神话”;《钢的琴》追求精神性但在执行精神叙事时内部出现的“断裂”;以及“网络文学”在整个“70后”、“80后”所构成的文学版图中的微妙作用等等。我以为，都不能只在所分属的学科内部和某一规定性语境中来认识，毋宁说，它们已经表征出和正在被认同的某种未来文艺理念，其所输出的人文价值观实在令人堪忧，到了不得不进行整体性审视的地步。 　　一、作为经济主义价值后果的“小时代” 　　郭敬明执编、执导的电影《小时代》，已经落下了帷幕。但因《小时代》的强烈刺激而激发的热望、欲望和期待非但没有落下，似乎反而才开始升起，网上网下罕见的议论热潮，就是明证。总结对《小时代》的批评，压倒性的声音不约而同指向了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对郭敬明本人及其所谓“郭敬明现象”剖根问底，指出《小时代》消费的是“青春标签”和“文化症候”：是“文学向市场转嫁的青春文学定制品”，是“一个男人幻想的女人欲望世界”，是郭敬明式仿袭和拼贴的汇演大杂烩，是时代锻造的拜金主义和拜物教自恋人格，是反智主义和“市场经济人工哺乳的畸形自我”[1]。 　　二是从坚守精英文化立场和启蒙精神的角度指出，《小时代》毫无遮拦的物质裸奔，是当前精神“失重”时代的文化表征，人们将“物质”作为精神的救生圈，致使拜物教登堂入室，成为大众信仰，在此基础上，“小时代”观念具有极大的传染性，造成国人精神世界的大面积“沙化”[2]。 　　三是无数微信不约而同聚焦到这样一个现实道德伦理问题，即《小时代》的蛊惑性在于教唆“郭粉们”去追逐某种具体而微的幸福生活，“多数郭粉想要买得起影片中的那些东西，过上影片里的那种生活，就得乖乖去找‘老东西’当小三小四小五，才有可能。这，就是该片隐含的价值观。”[3] 　　我对以上代表性批评观点表示部分赞同但又持保留态度的原因在于，《小时代》毕竟是一部电影作品，并且是“我们时代”，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到今天程度的一个“大众文艺作品”。若是文学作品生产，它首先得经过编辑、主编和出版局、宣传部审查部门的层层批准，然后才是创作者个性的表达限度问题。而对于影视剧制作，生产运行机制除了文学作品有的外，更有它独有的“授权”过程。就拿2012年来说，这一年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同意备案公示的国产电视剧共有1040部33877集，而全国所有电视台可播出的电视剧仅7000集左右，这意味着大部分立项拍摄的电视剧根本无法播出，或播出的只不过才1/5左右。从反映“80后”残酷住房现实的《蜗居》遭禁播，而宣扬幸福生活、浪漫故事的《一起去看流星雨》《乡村爱情故事》《当天真遇到现实》等等却能抢占好几个黄金时间档期[4]，不难推知，影视剧中什么价值观需要进一步传播，什么价值观则要求加以阻止、取消，思考型的观众自然是心知肚明的。原因就在于，这类影视剧的公映，暂且不论它的票房到底如何，首先是谁被社会主流价值“授权”的问题，其次才是谁拍的和哪些明星大腕加盟的问题。如果把影视剧的制作及其携带着的人文价值观，仅看作是某一撮人、某一有鲜明风格趣味的团队的逻辑性产物，无疑等于在真空语境下就事论事。换句话说，如果不是郭敬明和他的团队长期摸索的命名特点，比如《最小说》那样的刺耳指称和顺势而生的“小时代”给人们强加的接受惯性起作用，别的什么代际的导演、编剧，也可能生产出类似的作品，只是，不见得就一定命名为《小时代》。现实是，前面所举影视剧长卷对物质神话本身的青睐，并不比《小时代》差多少。 　　所以，冷静下来再审视《小时代》，我倒认为它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一部虽夸张却微妙贯彻着写实主义原则的演绎粗糙的电影。 　　首先，它戏剧化地聚焦了当前大学校园生活和大学毕业生对被种种意识形态力量反复影响而成的所谓“成功路径”依赖。这一点恰好是常年寄身于研究机构、长期死守书本精英文化的教授学者不一定熟知的生活领域。我曾在晚上兼职某高校的课，对这一点深有体会。必修课的原因，有学分制量化考评，尽管讲台上老师尽情“子曰”“诗云”屈原李白韩昌黎莫言王安忆贾平凹，但下面调到静音或振动状态的手机短信、微博、QQ，你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