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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七十年战争史总清算 　　1945年，中国在对日战争中获胜，然而在回顾其意义时，人们通常聚焦在这八年战争本身之上，但如果我们将历史的镜头拉长，会发现其意义要深远得多。 　　近代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亚大陆，就其思想根源上来说，可追溯到明末清初之际东亚国际政治秩序的畸变。 　　1592―1598年间的壬辰战争，丰臣秀吉希望以朝鲜为跳板入侵中国的设想虽告失败，但日本自此再未回归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和朝贡体系，原因之一是满清以夷人入继大统，在日本、朝鲜等秉持儒家正统观看来，满清的统治本身缺乏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原先便隐伏存在的观念滋长起来，其目的是在东亚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当近代日本从欧美东侵的震惊中缓过神来，果断实行明治维新之后，原先的这一战略构想遂逐步浮出地表。 　　第一步便是在1869年和1872年分别将北海道、琉球这样的“外藩”置于直接管辖之下；随后第二步便轮到更外围的朝鲜和台湾岛：日本内部提出“征韩论”是在1873年，而因“牡丹社事件”出兵台湾是在1874年，最终在二十年后的甲午战争中，日本将这两地纳入囊中。在此期间的1882年，福泽谕吉已宣称：“总有一天，我们日本会强大起来，不但要像今天的英国那样把中国和印度握在手心，还要打退英国，自己来统治全亚洲。” 　　当时胜海舟等人曾提出，日本应报答受惠于中国的恩德，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与亚洲整体来抗衡欧美。这两个思潮在后来合流为“大亚洲主义”，但其中都为日本留出了一个特殊的领导位置。 　　在甲午战后，记者德富苏峰声称，成为亚洲的龙头老大是日本的使命，日本应当“跟罗马当年在欧洲和地中海一样，给东亚其他国家和南太平洋带去优越的政治制度”。1898年出现的“亚洲盟主论”更将“盟主”这一使命毫不客气地赋予日本。 　　因此，从思想根源上说，近代中日之间的冲突，是因为原本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崩塌之后，虽然名义上引入“各国一律平等”的西方条约体系，但实际上日本却孜孜以求想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以至于造成种种板块结构性碰撞。 　　只是在最初，东亚的局面是在“门户开放”原则上，列强彼此牵制而“利益均沾”，维持一个相对平衡的局面。甲午战争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便是典型事例，日本在法德俄的联手干预下吐出原本已经吞下的辽东半岛；在日俄战争之后的谈判中，日本人也因顾忌英美，被迫接受和平谈判的条件。 　　此外由于一心怕被欧洲人视为“不文明国家”，日本在当时至少有所避忌，在1900年的义和团事变中，日军占八国联军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但其军纪却比俄军等好得多。 　　当时膨胀的日本虽顾忌列强，但对此不免耿耿于怀――“三国干涉还辽”后日本便将俄国设为假想敌，最终引起1905年的日俄战争；而英美日本和谈，又使日本人喊出“英美鬼畜”，并在1907年的《帝国国防方针》中以俄、美、法为假想敌，种下珍珠港事变的种子。 　　对东亚局势来说，重要的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本从一战中获得巨大的好处。列强退出中国留下的真空，使得日本“旁若无人地向那里出现的空白扩张其权益”（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 　　完全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不可能采取独占中国的方案，那必定要遭到列强的疯狂反对――并非偶然的是，在一战爆发仅半年后的1915年初，日本就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实际上，英法等国害怕日本参战会趁机夺取欧洲列强在东亚的殖民地，特别害怕日本在中国取得主导性的优势地位，在当时并不欢迎日本参战。1890年代末，在欧洲列强对华大肆扩张利益时，日本的表现一般来说是相当温和与克制的，至少是顾忌列强的反应，但现在，它觉得可以放手大干了。 　　最终，也正是这种“放手大干”，让日本走上了灭亡之路。在一战中，日本判定欧洲列强无暇东顾，而大肆攫取在华利益；到1940―1941年，也正因法国沦陷和德国入侵苏联，使日本上下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进而决定冒险扩大战争。 　　但它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制定了三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占领中国，击败美国，抗拒苏联。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政府在首都和大片国土沦陷四年之久后，直到珍珠港事变两天之后的1941年12月9日，才正式对日宣战。 　　日本此前也并不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称为“战争”，而只说是“事变”，似乎只是一次警察行动，也未正式宣战――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按国际法规定，如果是战争，中日都将无法得到英美等国输入的军需物资。 　　不论如何，关键在于：日本虽然在军事上节节获胜，但却无法达到其政治上的目的――迫使中国投降或接受谈判条件。这场战争久拖不决，在持久战的过程中，状况终于对中国越来越有利。 　　抗日战争在中国的记忆中，主要是由陆军进行的――不论是正面战场的国军、敌后战场的游击队，还是滇缅远征军，但理应指出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