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社主要融资模式与功能分析.doc

一、益阳农民合作社融资现状 近年来，益阳市围绕产业富民战略，依托农村基层组织、龙头企业、能人大户等，引导和扶持了一大批技术服务型、产销一体型、生产流通型等各类农民合作社。截止2013年3月，全市共有各类农民合作社882个，合作社成员19万人，带动农户数38.9万户，占农户总数的39.7%。合作社1、融资有一定规模，但总量依然不大。农民合作社的资金来源主要有内部资金和外部资金，内部资金主要是农民入会时所缴纳的会费和股金；外部资金主要有银行借贷资金、非银行金融机构借款、政府财政资金、部分企业资金和一些民间资金等。表面上看资金来源很多，但是有效供给有限，很难满足合作社不断增长的资金需求，尤其是现有金融体系中，真正服务农村、服务农民的机构甚少。对于收入较低农户和资金需求量较大的农民合作社很难从农村金融组织获得充足的贷款。目前，全市农民合作社和关联企业、个人融资规模大约在22.5亿元，其中会费股金2亿元，社会融资10亿元，政府财政资金0.5亿元，银行贷款10亿元。其中银行贷款以益阳市农行、市农发行、邮政银行、六家农村信用联社和2家村镇银行为主，主要采取农民合作社直接贷款或入股社员间接贷款等方式支持243家农民合作社，2012年累计投放贷款2亿元，其中粮食社26个，贷款4850万元，茶叶社8个，贷款3500万元。银行贷款支持对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比如通过对安化柘溪渔业协会和资水渔业合作社1500多社员提供贷款3300万元，带动2000多户移民养鱼，使柘溪库区的鱼远销重庆、贵阳等地并树为品牌。虽然目前合作社融资有一定规模，但是总量依然不大，不能很好地满足合作社发展的资金需求，尤其是一些处于起步阶段的合作社。总的来说，融资难是普遍制约农民合作社健康快速发展的最大瓶颈。比如2011年由张国泰等人牵头创办的安化仙池界蔬菜合作社，290亩蔬菜基地投入100万元，但6名合作伙伴共投入不到5万元，其余资金都是张国泰筹款，他计划在县城开一家蔬菜直销店，几经周折才找到亲戚作担保，抵押了对方的房产证，才获得了15万元贷款。由于没有足够的抵押，今年他想将23个竹林结构的蔬菜大棚改成钢架大棚，再在县城建几个蔬菜真销店，但这些想法都因为资金短缺无法实现。 2、融资渠道有所拓展，但资金供求不均。在合作社的融资渠道中，因为资本的逐利性，造成在资金供求上，那些规模比较大、效益比较好、且有农产品加工企业做支撑的合作社相对来说融资要容易一些，而那些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加工企业做支撑的合作社融资就比较困难。比如资阳区马铃薯合作社，理事长黄卫华曾联合省农业厅、湖南农业大学的专家研发了育苗基质，颇受市场欢迎，但是其他社员却不愿意集资发展，也无法从银行贷款，影响了合作社的发展。在银行贷款这一融资主渠道中，由于农民合作社一般财务透明度不高，缺乏有效抵押物，难以达到银行授信标准，只能以个人股东拥有的个人房产等固定资产作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那些个人资产比较多、信誉比较好的合作社负责人从银行贷款就比较容易。比如，安化县阿香柑桔合作社经过多年发展，拥有2万亩稳定的生产基地，与农户签订3万亩购销合同，该社产品生产、加工、销售逐步标准化、规范化，理事长夏绪平是安化的知名企业家，经营柑桔、茶叶等多个项目，在安化有着良好的信誉，通过安化农信社的“企融通”产业链融资模式，不仅从安化农信社获得法人贷款500万元，依托合作社创办的茶果公司也为合作社提供贷款抵押担保，贷款2000万元用于合作社及社员的生产和经营，到目前为止，不良贷款率为0，实现了银、企、农民三方受益。 3、金融生态有所改善，但融资环境依然不优。近年来，益阳市大力开展金融安全区创建活动，扶持和培育农村金融主体，积极改善民间投资外部环境，加强金融债权司法保护，依法打击非法集资、逃废金融债务、骗保骗赔等金融犯罪活动，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农民合作社没有建立成熟的企业运行机制，存在融资成本高、财务制度不健全等缺陷，使得金融机构很难掌握真实的信用信息，贷款时相对谨慎。加上目前部分合作社诚信意识和公众金融风险意识依然淡薄，有的通过各种手段逃废金融债务现象，融资环境依然不优。比如农业银行益阳分行小额贷款不良率为5%，且有加剧的趋势。“三权”抵押贷款不良率高达16.14%，比全市各项贷款不良率高出近10个百分点。由于合作社在市场经营中的风险和负责人的素质问题，在民间融资后，负责人欠债不还、跑路甚至自杀的情况都一定程度存在，甚至有的恶意骗取社员资金。比如安化强农薯业合作社，理事长邓军建曾赢得“中国十大农村致富带头人特殊贡献奖”荣誉称号，以借钱、参与分红、入股等方式通过单线联系、恶意隐瞒真相的手段，先后在民间融资达1000多万元，最终因资金链断裂跑路，广大投资人血本无归。 4、融资模式有所创新，但融资产品依然缺乏。农民要获得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