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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蛋不孵的伊拉斯谟 　　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欧洲文化史上活跃着四个大人物：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德国的马丁?路德、英国的托马斯?莫尔，还有荷兰的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9年至1536年）。与前三人相比，伊拉斯谟在后世的名声要小得多。但若论学问，伊拉斯谟并不输于他们，在当时的欧洲，他的读者一度比他们多得多。 　　除了马基雅维利以外，其余三人都是基督教传统中人，相互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伊拉斯谟与路德亦友亦敌，其著作曾直接鼓舞了路德革新基督教的志向。用史家的说法，是伊拉斯谟下了一个反抗的蛋，由路德把它孵了出来。 　　伊拉斯谟也是莫尔的至交，他传世最广的《愚人颂》便是题献给莫尔的。莫尔以写下《乌托邦》享誉后世，1535年因顽强对抗亨利八世兼任教会首领而掉了脑袋。为此，后人封给他三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名衔：他是罗马天主教圣徒（1886年封圣），是宪政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先知。 　　可见，莫尔和路德都与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有精神洁癖，厌恶名利之徒把世界搞得繁琐而龌龊，但伊拉斯谟与这些事没有多少关系，他在历史上的名声，只是“北方人文主义之父”。 性情使然 　　伊拉斯谟彼时所属的教会，是个货真价实的糜烂之地，但它并非举目皆声色犬马。宗教生活仍披着堂皇的外表，人们热衷于各种圣像和圣物崇拜，到处都有炫耀的仪式和动听的布道词，拜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所赐，场面甚至比过去更加堂皇。然而信仰已徒具形式，蜕变为形形色色的迷信，教会当局也与原初的教义完全脱节，与丑陋的世俗权力毫无二致。 　　这样的世象容易诱发几种反应：莫尔式的空想，路德式的反抗，还有伊拉斯谟的娱乐式讽世。他们之间的这种差别，并不是学识或信仰不同所致，而是性情使然。伊拉斯谟不像莫尔那样淳朴而倔强，也没有路德的果决。作为一个博学而机敏的人，他更相信虔诚如刃，亦杀亦庖，强者当世，荣辱难料。 　　据说使伊拉斯谟誉满欧洲的《愚人颂》，是他与莫尔交往中受其鼓舞，只用七天工夫写成的。像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家一样，伊拉斯谟也不满于“现代的堕落”，他钟情于朴素的过去，但思想尚未世俗化，还没有极端到后来的启蒙派重返“自然状态”的地步，而是把自己扮作一个妙语连珠的“愚人”。 　　他说，“只让其他各行各业享有自身的乐趣，独不许治学领域享有轻快的情怀，这是多么不公平。”他知道这会使很多正人君子感到不太正经，便拉出一大群古典巨擘为自己助阵，甚至不惜穿凿附会。诸如荷马、圣徒保罗、维吉尔、奥维德或普卢塔克，虽被人尊为先贤，不也都是擅戏言之人？ 　　然后他开始开世人的各种玩笑。柏拉图拿不定主意是把女性归为理性人还是牲畜，可见他不明白女人之权柄不在智慧，而是美貌。贤人固不缺理智，但他时常把理智用错了地方。信徒们大白天也给圣母玛丽亚点上蜡烛，却将仿效贞洁生活忘得一干二净。至于那些经院哲学家，神能否以恶魔、驴子或葫芦的形式显灵这种问题，可以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教士们笃信基督的仁慈，便用火与剑来维护，不惜信众血流成河。教皇以基督代牧自居，但他们更感兴趣地产、税款和至尊的地位。有些教士对钱财倒是很能自我克制，但一碰上酒和女人，克制力却变得踪迹全无。 　　抨击信仰的堕落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普通人对这类言行不一的表现也会忿忿不平，况且与路德的《95条论纲》相比，伊拉斯谟的语气要客气得多。甚至他对哲人连篇累牍的挖苦也不难理解，毕竟这种人在餐桌上经常扫人的兴。有意思的是，伊拉斯谟还嘲笑教会卵翼下的科学研究。他说那些想从自然界寻找上帝合理性的人，开辟了无数个领域，其胸有成竹的样子，俨然是大自然造物主的私人秘书。他们手拿皮尺，一寸寸丈量日月星辰，解释风雨雷电和其他神秘现象。而且他们非常幸运，因为有很多人对他们的研究深信不疑。 　　这样的话不但反映着他的性情，也提醒我们他是生活在一个智力极为活跃的时代。但他的终极追求并不是“真理”，这使他与我们所说的“进步”思想无缘。今人多以为真理远胜过错谬，伊拉斯谟当然不会认为错谬也是真理，却觉得与错谬相比它未必具有道德和社会优势。 佯装愚拙 　　他更喜欢童稚的愚拙，普通人的常识，所以总是不失时机地表现出犀利的反智主义，意在揭示人类犯下的很多错误，并非愚蠢所致，反而是因为过于聪明。有些话常会让我们想起老子的“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好在伊拉斯谟此类言论止于幽默而不流于刻薄，也许他很清楚，一个反智主义透露出的机智，可能要比他的对手更多。 　　伊拉斯谟追求素朴，但他的讽世文并不粗鄙。《愚人颂》属于那个时代最典雅的文字了。他也心仪于古罗马文明，但并没有像马基雅维利那样崇拜实力政治。比较他写的《论基督教君主的教育》与马基雅维利几乎同时写成的《君主论》，便可知这两人有多大的差别。 　　用无常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