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达翡丽：分秒间掌握世界.docVIP

百达翡丽：分秒间掌握世界 　　百达翡丽是一家始于1839年的瑞士著名钟表品牌，其每块表的平均零售价达1.3万美元至2万美元。百达翡丽在钟表技术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拥有多项专利，其手表均在原厂采用手工精致，坚持品质、美丽、可靠的优良传统，百达翡丽以其强烈的精品意识、精湛的工艺、源源不断的创新缔造了举世推崇的钟表品牌。 　　机械腕表的萧条时期 　　回顾20世纪中叶，手表讲求轻薄以及纤细的特殊造型。当时市场的四大厂应该就是伯爵、江诗丹顿、爱彼与百达翡丽。整体而言，这些品牌各自拥有市场定位：最年轻的伯爵有点类似今日的法兰穆勒，而江诗丹顿则比较庄严一点。这种状况并不代表复杂功能腕表不存在，它们只不过居于弱势，因为大部分的佩戴者是由于专业需求（例如脉搏计或环式计算尺）或本身比较另类。当时也没有所谓的腕表收藏家，因为大部分人的目标是收藏时钟，但倘若没有足够的空间放置老爷钟或古典式挂钟收藏品，怀表则是最优先的收藏品。 　　钟表收藏犹如一门专业的学问，收藏家会展示自己对于一些深奥领域的知识，例如探讨16世纪的Blois珐琅腕表以及Tompion等英国先驱大师的作品。 　　而收藏家的世界与佩戴者的世界开始渐行渐远。甚至在瑞士钟表产业在上世纪70与80年代石英的巅峰时期开始崩盘之前，珐琅面盘腕表的产量与三问腕表等复杂功能表的制造几乎已消失殆尽。因此，如果钟表产业并未受到70年代突如其来的石英表危机所撼动，钟表收藏家与佩戴者各自的世界将会相隔得更加遥远；在这个纷乱的十年里，机械腕表失去了其特质，突然变成了不实用的物品，并几近受到淘汰。不过，当所有人只看到一个历史长达数世纪的产业将被日新月异的科技力量淘汰终结时，终于几个有远见的人看到了这个契机。 　　最初的百达翡丽 　　Philippe Stern是个现实主义者，他认为大部分采用廉价销钉式擒纵器的平庸时计，一定会被超精准石英表击溃，他没有参与这类时计的制造。他认同石英技术的导入，可以带来精准性与更理想的轻薄外型，吸引到更多消费者。然而，他也相信在这个钟表崩盘的萧条时期，一定有着一条出路、一线生机。他将赌注押在收藏家会像接受怀表那样爱上高级机械腕表，当腕表成为主流后，怀表成为怀旧收藏家的焦点目标，其中包括Philippe的父亲Henri Stern。 　　我将这种现象称作优雅非实用性定律，也就是说，一旦物品脱离功能性的束缚，就可以跃升至文化表现的动人高度。举例来说，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的奢侈笔产业就呈现出这种看似矛盾的效应：电脑、电子邮件、简讯、微博等事物的兴起，或许无法凸显书写工具的价值性，但却提升了书写工具的尊贵性，使其成为一种收藏品。 　　当Philippe于1977年接掌公司时，依然只有150名员工，许多人认为不出十年这个产业工作就会结束。但出人意料的是，百达翡丽现在却是一家营业额高达数十亿美元的私人企业，并拥有遍布十多个不同部门的数千名员工。更重要的是，百达翡丽在品质、正统性与杰出性上拥有屹立不摇、堪称奇迹的声誉。如今，制造高品质与高机械性表款的瑞士钟表品牌并不罕见，但百达翡丽却拥有独一无二的品牌价值：这家公司可以用等同一栋房子的价钱将一只不锈钢计时码表卖出，并且让消费者得到超值的品牌价值。 　　钟表文化的缩影 　　这种声誉已经发展到建立起一套高瞻远瞩的惯例。以百达翡丽博物馆为例，制表文化已悄然在博物馆内酝酿。如今，百达翡丽博物馆拥有专属住址以及享誉全球的永久珍藏品，并且成为每一位钟表艺术爱好者的朝圣地。百达翡丽博物馆绝非是利用闲置厂房空间，匆匆改造后便与“传承”搭上关系的游客中心，而是摆放着大约2000件藏品，不仅是百达翡丽的钟表文化缩影，也彰显出以制表为文化活动的特殊概念。 　　百达翡丽博物馆内展有许多珍贵的时计，带领参观者从16世纪初Nuremberg、Augsburg地区鼓表（这是目前所能知道的最古老的钟表，制作于1540年）等早期个人时计，一路探索至今日的复杂功能表。里头还有一座图书馆，拥有价值无法估计的7000本藏书，包括仍留有惠更斯亲手题字的珍贵著作。展品分为两个楼层，一层陈列19世纪初之前的所有钟表，另一层则展示从那时之后到今日的百达翡丽历史，尽管作风低调，但从丰富的珍藏品不难看出1839年后的制表历史等同于百达翡丽的历史。 　　这批收藏始于Philippe的父亲Henri Stern，而Philippe于1989年为了庆祝百达翡丽成立150年，将其转为公共展览品。因此，1989年具备重大意义，因为我们见到了第一场单一品牌拍卖会，接下来所举办的单一品牌拍卖会则将近二十年后才出现，而百达翡丽在“历史精选”概念的推波助澜下，于之后的拍卖会屡创佳绩，亦是构成推动品牌成长的重要因素。 　　另外，百达翡丽早在1980年便开始秘密进行打造新作，于198